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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25

关于时代的几个比喻

                                  

昆德拉说——所有的比喻都是危险的。譬如我们把某人比喻成红太阳时,很容易就会唤起一种狂热的爱,因为对太阳的膜拜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潜意识。

我小学时代的老师说——所有的比喻都是翘脚的。意思是一个事物需要比喻来说明时,比喻其实是无法周密和准确的。

比喻是一种消极修辞格,但它却具有积极的智慧。它能在瞬间抵达喻体的深处,揭示出一些惊天的秘密。于是,比喻在很多时候,是一种扫盲的工具,它能使一些懵懂者豁然开朗。

我最近遇见了一些擅于用比喻的高人,他们这样开示我——

 

                               

他说,时代确实在进步,因为,"他们"的说辞在改变。这种改变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对一些价值观的认识,以及罪感。

比如——如果我们把自由、权利等,想象成一个白面馒头时,就好理解了。

在太祖的时代,太祖会毫不脸红地认为,这个白面馒头是我们抢来的,所以只能我们吃。凡是眼馋我们吃的,都可以划为敌人,而饿死敌人则是天经地义的。

在高祖时代,事情有了一些改变。高祖知道人的天性都想吃白面馒头,但是白面确实不够,你吃了我们这些抢麦子的后人就没得吃的了,于是他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吃起来。

几经周折到了玄宗时代,先吃的人已经很饱了,没吃着的绝大多数人开始嗷嗷待哺,开始跃跃欲试想要争着吃一点。玄宗认为白面馒头确实好吃,但我们代表你们吃吧。我们吃到了三个,那你们也可以感到腹胀了。

等到了哀宗时代,他内心确实同意白面馒头好吃、人人皆应该吃的道理。面对很多想要蠢蠢欲动地抢着吃的饿夫,他说,我答应早晚你们都可以吃,但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麦子我们正在种,麻烦的是我们这块土地暂时还不适合种这种可以磨白面的麦子。我们正在科学发展一种中国品牌的麦子,等这种麦子收割了,大家就可以吃到白面馒头了。

于是在等的路上,一些人饿死了,一些人开始抢了。

 

                               

他说,"他们"都不是傻子,他们即使不当人主,在社会上也会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也在底层干过,怎么会不知道这个房子的基脚先天就是歪斜的呢?他们想修,但是不敢。

因为——打一个比喻,你就懂了——你把小南海看成一个十星级酒店,也就是人类都没有的一个舒服酒店,他们入住了,但他们清楚他们是过客,上帝规定他们最多只能住八天。

酒店的产权不知道是谁的,他们住进去就知道这个酒店确实应有尽有,但是最初的设计却埋下了很多隐患。比如电线啊水路啊,都可能发生故障。问题是如果要解决这些隐患,得要拆掉一些梁柱翻修才行;但这要弄得不好的话,酒店就会突然垮塌。

对于一个既不拥有产权,又只能住八天的客人来说,当然只会祈求他住的时候,酒店别失火即可。他何必冒着自己被埋进去的风险,来重建这个酒店呢?

既然这家酒店这么舒适,这八天可以尽兴享受,那一般看重亲情的人,都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喊来共进晚餐的。

吃饱走人,装修别人的酒店干嘛——这是我们看到的有心而不为的世相。

 

                                

当然,还有一个比喻。

他说——你把一个国家想成一个医院,这个医院本来是全体国民的老祖宗几千年一点一点地扩建而成的,产权应该属于所有的子孙。但是,后来其中的一批强人,突然占领了这个医院,并宣称是他们"建院"的,他们还庆祝建院多少年。你如果嘀咕——这是全体的产权啊,他们就说,我们占领的时候死了很多人,尽管占领之后,你们也死了很多人,但是现在你们想要回去,那你们还得拿几千万人头来。

于是,大家一想还是算了,你们占着就占着吧,只要还给我们看病就行。否则你把医院变成了屠场,大家更加消受不起。但是,看病的大夫,你能否让我们选聘呢?他们说,这也不行,得他们指派医生。否则你们选聘的医生乱开药方,岂不你们健康了,却要了我们的命。

就这样,他们指派来的,都是值班大夫。

所谓值班大夫——当过医生的都知道——就是千万不要在我值班的时候,送一个危重病人来;万一被我治死了,出了医疗事故,我还得承担责任,至少要扣奖金。

至于值班嘛,就是到病房巡视一下,该输液的保持输液,千万别死在我的任上。一看新的值班医生走到门口了,急忙洗手脱白马褂。八个小时一到,下一班你去救死扶伤吧。

有的值班医生更缺德,眼看要下班了,一危重病人抬来。他知道自己医术不精,赶紧让家属停在大堂走廊,先去把住院费凑齐再来。人家再来的时候,他已经下班了,合该新来的大夫倒霉。

 

                                   

我们就这样活在一些比喻之中,这是一个盛产比喻的时代。

比喻是一种无奈的修辞,近乎卑怯的幽默。用迅翁的话说——是把屠伯的凶残化为轻松的一笑。

但是,当不用比喻就不许言说的时候,那我们就继续比喻吧。比喻不能保证我们吃上白面馒头,但是,至少可以说明,那是我们也想也该拥有的一种食品。

 





2010-05-14

风住尘香花已尽

后半夜发来的短信清晨才看见,想必是急事便赶紧打过去电话——那端一个男人哭着说,我的妹妹自杀了。我的心顿时感到了揪疼,在这个寒冷的春天,死亡几乎无处不在了。

哭着的男人是我若干年前聘用培养出来的一个编辑,一个来自湘南的农家孩子,忠厚而谦谨。我不经商之后,多年难有联系;此际能想起我,可想他在这个首都,该是怎样的绝望而无靠啊。他说希望我去参加晚上的善后商略,我立马便应承了。

当晚终于知道,他的妹妹——那个我从前见过的清纯羞怯的女孩,随他来京打工,之后与一个男孩相恋,且赁屋同居了七年。但是男方的家里是干部,因为门户之见,坚决反对儿子的婚约。男孩是爱这个女孩的,但是不敢面对父母的决裂威胁,于是女孩选择了自杀。——丧宴上,男孩及其父亲和当警察的叔叔,就坐在我的身边,他们的表情也都沉痛和尽量沉痛着。

我深知,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乡下,那是肯定要掀起纷争的。对于这样的江湖风波,我实在无力摆平。即便我这位兄弟及其亲友如何的愤恨不平,事实上,死者长已矣,法律原本是无从还一个公道的;而其他一切,更不能换回一个鲜活的青春生命。我只能说——善后之事,以善为先;双方尽量尊重死者善待生者,不要将悲剧再次扩大。

 

                                   

面对随时发生在身边的不预之死,很多时候心渐木然。他们来过了,他们走了,他们给后死者留下一些伤痛、愤怒抑或遗憾,但似乎都无法减轻这个世界的恶。

我的朋友给我发来他怀念妹妹的文字——大妹脸色红润,安详地躺着,有如熟睡。我细细地察看大妹脸上的每一个细节,稍舒的细眉,轻合的双眼,微乱的黑发……我似乎还能听闻那隐不可及的呼吸声,似乎她一会就会起身,然后惊喜地叫我"哥"。——我熟悉这些残酷的道别场面,我能隐隐听见那些无处不在的哭声,哭声充盈着我们的时代,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主旋律。

无助的朋友说——你看看大妹的QQ空间吧,她在清明节决定了这一切,在五一实现了她的诀别。我于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姑娘原本无话可说,当我读了她唯一留下的简短的十几篇日志后,突然悲从中来。我隐约看见了她二十几年的生命,活得那么委屈和纯净;她和无数被命运驱赶来此都市的寒门女孩一样,内心盛开着美丽的百合,戛然委地时往往都无人发现。正如她策划死亡之时换上的空间留言——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

这些强烈想要挣脱贫困和歧视的乡村孩子,也曾怀抱爱与生的梦想,在别人的城市盘桓挣扎。她们默默地劳作,殷勤而卑微地爱,不甘像父母辈那样将贱命再传给子孙。直至诸梦幻灭,再自己掐断自己的花茎——风住尘香花已尽,这句李清照的词,是我在她的空间看见她读李清照的文字的标题。我所熟悉的词句,似乎在此刻被她引用时,我才真正读出其中的悲哀和无奈。

这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农家女这样理解着李清照——只是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要折磨这个女人,既给了她绝世才华,一个美好的开始,却又忍心给了她一个"国破家何在"的凄凉收场。也许是为了看她会不会被尘世的惊涛骇浪湮灭,家破人亡的哀痛会不会将她摧毁;浮生浮世,她最后会不会拔节而出。毕竟上下千年的岁月,这样出色的女文人,除了易安,再没有第二个了

面对这样一个短命女孩的这些文字,我深感内心恻然。

 

                                 

这个国家对穷人的歧视由来已久,一个微吏之家都不愿与农户联姻——这,几乎不算是一个格外可以苛责的事情。尽管干预婚姻自由作为一种罪名写进了法律,但现实中这样的父母之命,却往往无从违背;即便催生了死亡,也难于问责。

大妹从小在哥哥的背上长大,他们的父母很早就开始背井离乡南下打工。长期的分开打工,导致了离异,她甚至都不熟悉自己的母亲。哥哥来北京成为了编辑,把失学而渴望自己奋斗的她也带进了这个都市。他们都不曾想过,这个祖国的首都,最后会成为她的坟场。

她那老实贫寒的爸爸来北京看病,这个第一次来京的农民党员,像所有沦陷在这个红色时代的草根一样,渴望拜见那个给他们带来"翻身解放"的蜡像。她在日志中写道——

今天中午去天安门陪老爸逛逛,刚下车,就被一穿警服样子的人给叫住,让我拿出身份证,让我有点没有反应过来,不知道身份证在哪,想了一下,拿出给警察,警察看了一眼,用生硬的口气说,怎么还用一代身份证,过段时间不能用了,我说,没有回家办理。警察看了一眼,还给了我……去广场那边的都设了围,只有几个口子可以进,进去以后,先检包,检了包,再检身上……经过这一番检查,让人感觉怪怪的,游玩的兴致荡然无存。这一番检查让我这个经常出入地铁受到检查的人感觉有点不舒服,更何况那些初次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天安门,瞻仰无比敬爱的毛主席……这一番检查搞得像恐怖分子似的,真是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

这个可怜的姑娘一直还以为自己是人民,她无法想象,人民在这个时代,很容易被视作是恐怖分子。她的小男友的父母对她的歧视,她隐忍了数年,依旧善良地企盼着爱能融化隔膜。至于这个国家的歧视,她则已经司空见惯了。

 

                                 

理想,爱情,以及对一个国家的平等渴望,也许都有彻底幻灭之际。当真正的绝望来临时,这个春天,一些倾向恶的男人,选择了屠戮别人的孩子。而一些倾向善的女孩,则选择了扼杀自己的生命。

这个冷酷的春天,男友的父亲摊牌制止这场苦恋。大妹万念俱灰,让男友搬出了那个租来的寒舍,然后开始冷静地登陆自杀网站,悄悄地学习自杀的艺术。一念既生,便再也难得放下。萌动此念时正好是清明,小小的她忽然有了许多怅惘。她写道——

清明节到了,一些"不思量,自难忘"的愁绪,难以回避的涌了上来。想想远在在天国的亲人们,慈祥和蔼的奶奶,背影瘦削的爷,驼背的外公,以及从未谋面的外婆…… ­那些永远疼爱我们的长辈,那些永远也抹不去的温馨记忆,仿佛还留在昨天…… 在这素淡的日子,在心里默默焚上一抹素香,追忆他们,追忆那些悠远而温情的记忆,希望他们在"天国"都过得快乐。­

我可以想象,她独自敲打这些文字时的低泣。她已经决意要追随她那些逝去的老人了,那个她自己都略显怀疑的天国,似乎还寄存着她的一点快乐的奢望。她淡定地买来胶布,严密地封闭了所有漏风的门窗。在劳动节假日别人的笙歌中,点燃了特意买来的炭火,之后独酌人世间的悲苦。末日之夜她像卖火柴的小姑娘一样,在自己营造的温暖火焰和梦幻中,悄然入睡,在死亡的宁静中她终于完成了她尘世一行的爱与自尊。

 

                              

她的QQ空间里一直播放着周杰伦谱的一首歌曲,那是一个叫容祖儿的女孩低吟浅唱着。

方文山的歌词仿佛为大妹量身定做——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过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撑,稚嫩的唇在说离分。

这个因为贫穷而辍学的乡下孩子,如果生于城市,生于富贵之家,那该又是怎样一种命运呢?她在哥哥的影响下,一直在读书,毫无目的地书写着自己的感慨;她从许多名著中读出了自己的身世之叹。

她在情人节写道——《简爱》的故事我们不会忘记,这是爱的尊严的最好演绎。简在面对爱情时的独立而充满尊严的姿态震撼了我们每个读者的心灵,我们看到了尊严的价值所在。

读完《平凡的世界》,她写道——在他们患难与共的日子里,他们演绎了恬淡平静的爱情,他们应该是最幸福的人;孙少平在最后和惠英走到了一起,历经了磨难的他终于在惠英身上找到了归宿,找到了慰藉。这份爱让人为之震撼和动容。人生本就平凡,不平凡的只是一颗坚持不懈、永不退缩的心。正是因为这些不平凡的爱,让我们更加理解了爱,让这些爱变得更加的不平凡。

但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似乎给了她宿命的暗示。她在读后中说——她为了心爱的王子,喝下了能让鱼尾变成双腿的药水,忍受着每一步如走在刀尖上的疼痛,来到王子身边,但她最终也没有得到王子,得到自己的那份爱情。为了心爱的人的幸福,她又一次的牺牲了自己,宁愿自己变成泡沫也不愿去杀死王子让自己活下去。她为了爱勇于牺牲自己,来给对方幸福的爱,让我们为之流泪和哭泣。这种暗恋的情怀苦涩而美好,正如青期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的爱总能给自己留下理由和芬芳。这份爱的一缕如童话般的干净和充满阳光,但同时又洋溢着简单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这样,幻想破灭,她成全了这个世界对她的不公和歧视,而独自远行了。她只是加入了无数个这样的悲剧,之前和之后,都肯定一直有这样卑微而纯净的死。佛经云——汝爱我心,吾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犹自缠缚。

我们都在这样的缠缚之中,历经我们各自的劫难。





浮生若戏悲欢尽,笑看天风扫宇寰

浮生若戏悲欢尽,笑看天风扫宇寰

——野夫一席谈【节选】

学习博览:你在大理做一些什么事情?

野夫:写作读书,累了就出去交朋友,喝茶,到当地的道观、寺庙,与方外之士聊天。我是一个江湖人,喜欢结交形形色色的各方朋友,今日中国我还没看到哪一个文人交的朋友比我更杂。各种人生本身就是很好的文学素材。一个道长为什么成为一个道长,一个方丈为什么成为一个方丈,一个人为什么要跑到深山去隐居,总是有他的人生故事。

学习博览:怎么样得到他们的信任?

野夫:信任要有个过程。有的人是一面就成为朋友,靠直觉。有的要慢慢交往。我的态度是凡事不需要刻意去做。

比如,我在大理认识的无为寺的方丈。无为寺在宋朝是大理国的皇寺,早已荒废。他二十几年前找到那个寺院旧址,一个人一点点修,现在修得很大。这个人是武僧,"夜不倒单"——每天晚上不躺下睡觉,打坐度过。我第一次去他那个寺院就觉得很独特,不卖门票,不卖香火,也没有小贩。案子上堆的香,你自己拿去烧。捐钱也行,不捐钱也行,功德箱摆在那里,随便。树下面放着茶叶、水壶、茶具,自己泡茶喝,喝完了你走,也没人来问。而且不用电。这些山规一定与方丈有关系。

我经常一个人或者带上朋友,到他的寺里面坐一坐,在黄昏斜阳下喝喝茶。我判断他是方丈,也不问他法号。他也在观察我。久而久之,大家就会有默契,有一句没一句的交流,慢慢觉得是有因缘的人。然后他邀请一起吃斋饭,我每次去也会送点米和油。

其实我就是喜欢传统读书人的这种散淡生活,我一生对自己修为的要求,对自己为人处事的要求,自认为还是在向传统士大夫学习致敬,或者说,模仿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士。

学习博览:你是自觉的,还是有什么引导你向传统的"士"靠拢?

野夫:我觉得是自觉的。从童年开始的经历,家庭、教育,和阅读以及交往都有关。

从我童年开始,这个社会给我一种不快乐的感觉,总是让我产生逆反的心理。我从上学开始,少先队拒绝加入,共青团也拒绝加入。我毕业后在宣传部和省会公安局政治处工作,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是党员,都是一把手动员我写申请,我不写。

我要想走仕途也许早上去了。我们78级的大学生在各地各单位基本都算是骨干,我要想当官,基础比一般人要好。但是,我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反感这些。我有一篇文章叫《童年的恐惧与仇恨》,写这个社会让我既恐惧又仇恨,这种厌恶到今天为止从未减轻,我一点都不掩饰。当然,仇恨是特指的专制独裁式的社会,而不是国家。我一直不出去,是因为我对文化江山、文化中国还是留恋的。我只是对这样一个阶段的时代不满意。

学习博览:您好像人生中好多事情,也没有正儿八经想做出什么的,结果还做成了。

野夫:我一直没有像我的同学同辈们那样努力,并未一定要在什么上做出成就。二十几年来,我几乎多数时间都在玩,在经历我的人生,或者我的理想。

五年前我动笔很少,留下的东西很少。我当书商做编辑都是在为人作嫁衣裳,很多书稿我瞧不起,但是为了做生意,为了自己首先要活得有尊严,我只能当一个书商去推销一些烂书。但是我没写并不等于我心中没有文章,很多文人把我当一个烂书商的时候,我自己知道我是比他们棒得多的文人。

真正的上网,在网上贴东西,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但网络文化进入中国,我算是功臣之一,这个以后再说。我五年前到故乡一个网站,偶尔跟一个人聊天,他说是李如波的学生。李如波是我压在胸中很多年,一直想写的。我说我跟你讲一下你们老师吧,于是就开始网络写作第一篇。我放弃文学十几年,终于开始写,写完贴在一个小小清江社区,结果反应很大。

余世存无意中看见了,之后给我写了一封email,说你要是写作的话,也许可以改变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法。这让我很惊异。第一,他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第二,我和他之间没有任何值得虚假的东西,他用不着奉承我。坦率地说,虽然我知道自己文章写得还可以,但没想到会让朋友们这么看好。后来一批读者朋友纷纷给我打电话,说一直看你就是一个嘻嘻哈哈的酒鬼,没想到出手的文章还可以。

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到2006年,决定不做生意了,把公司送人,外面欠我一百多万的债,拿来撕了,不要了。还加上离婚,房子不要了,开个破车带着换洗衣服到大理去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我重新决定从现在开始就这么写下去,我觉得这种生活很满意,很好。

写作使我我获得了一种远远高于我自己想象的荣誉,这个荣誉与反动体制没有任何关系,与任何主流人的评价也没有关系,我只在乎这些读者的评价。

学习博览:你的生活来源呢?

野夫:写散文、写诗歌乃至于大部分写小说的人,在中国都无法用稿费生活。文人要靠写作生活,就必须分得很清楚:一部分是你自己爱写的,不挣钱也写,就像我们写博客批评政府,不仅不挣钱,还挣危险;还有一部分是挣钱的写作,对我来说,我能编剧本,可以获得好的收入。这算是我自己修炼出来的一个手艺。

在这个国家,不愿食周粟的人必须学会南山采薇。既然你不吃皇粮,不在体制内混,那你必须自己到南山,像伯夷叔齐兄弟一样,长歌怀采薇才行啊。你连薇菜都采不回来,那就只有饿死了。我其实很反对知识分子不能谋生,哪怕是革命知识分子,他如果纯不能谋生,完全靠社会救济,我也不持肯定态度。

我坐牢出来的时候,找不到工作怎么办?那个时候还要考虑养母亲。我想再不济可以到餐馆去应聘做厨师,我还炒得一手好菜嘛。中国那么多农民跑到城市里来,提一桶水拿一个毛巾洗车也能生活下去。我是一个永远可以把自己身段放得很低的一个人。

我十几年前坐牢出来来到北京的时候,大冬天,住在北京大杂院,没有暖气,没有火,只有两袋换洗的衣服。在北京整整10年,1996年来的,2006年走的。离开北京的时候,收获了十年的混世经验,收获了各种因缘、朋友,还能开着车离开北京,我已经非常满足了。

我到北京,最初是去打工,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给当年中国首富牟其中当秘书。

学习博览:这个我们真没了解到!

野夫:我人生经历的戏剧性的转变,很多人编戏剧都编不出来。

牟其中的秘书,我做了一个月,知道不是适合吃这碗饭的,不能跟他干。这个时候某出版社在北京招聘编辑,武大校友就把我推荐过去了。戏剧性的是,几年之后,牟其中被抓了,判刑了,在哪儿服刑呢?就在我当初的那个劳改队,现在管他的管教干部就是当年管我的。我回去看他,还回到我那个队。当年的亿万富翁,这会的阶下囚,和我换了一个位置,当然我没成为亿万富翁,但是他接替了我的那个位置。

说实在的,我就写自己的传记,精彩完全不会亚于小说。我自认为我写出来,说狂妄点,能接近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这种分量。我交游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见证了这个时代各种微妙的变局。

学习博览:你坐牢跟各色人等,包括社会上最坏的一批人打交道,了解到人性的恶的底线。这对你以后在社会上游刃有余,应该是有点影响吧?

野夫:对。有关系,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在的劳改队犯人们有一个说法,叫"耍经验",比人的经验,就是一个人应付各种危机的阴谋、计谋多不多。谁最会耍经验,谁最牛。你想,里面所有的最会耍经验的人,当我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耍的任何经验我都看得懂的时候,这个社会还能比他们更"经验"到哪里去?

学习博览:我发现您写的东西里面,对于人性恶的批判还不如对社会的批判多呢。

野夫:这个我首先归结为,确实是这个社会造成了中国人性扭曲、堕落。也许每个时代都有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说法,孔夫子还怀念尧舜,怀念三皇五帝的时代呢。但是,假设这个逻辑成立,也就是每个时代都在滑坡,社会道德是在退化,物质是在进步的话,现在这个社会使人退化堕落得更迅猛,更严峻,摧毁得更狠。所以,我认为要骂人性恶,首先是骂制度恶。

学习博览:其实,您本人还是属于本性善良的。

野夫:我从来是善良的。我可以说,我看到比我善良的人有,但是不是很多。这个不是吹牛,我的朋友都可以见证。我的善良可以说已经深入骨髓。举一个很小的细节,遇上红灯车停路口,有人发商业传单。寒风中,很少有司机愿意把车窗摇下来,收一个传单。我只要人家过来,都会收他的。道理很简单,人家在寒风中要发完这一摞,他首先是敬业,没有拿一摞全部扔掉,他要全部发完才能拿到今天的工资。这么大冷的天,你开着车,人家在外面,你收过来,帮他减轻负担,让他早点回家不行吗?

自古以来,善是中国传统伦理最高的境界。我还是相信这个。在我童年的时候,多数人还真是善良的。在那么贫穷的日子里,哪家断了米,这家给送点,那家给送点。过年煮一碗汤圆都相互的送。现在是越来越不善,越来越不义了。

学习博览:您看到社会堕落的状况,一直在努力帮助改善。会不会有时候觉得很沮丧?

野夫:我身边多数朋友是悲观的,包括对历史、时代和对社会的看法。我自认为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在任何场所都是坚持说,作恶者必将很快消亡,这个大势是不可改变的。

学习博览:您做了那么多年的编辑,那么您对现在中国文坛的一个普遍看法是什么?

野夫:我认为中国的文坛,当然这个概念多数时候是指体制内的文人。我认为依靠体制的津贴、官饷来创作的人,哪怕他的文学技术达到一流了,他的文学也难以达到一流。他既然戴上了物质的镣铐,多数人就会戴上精神的镣铐。

中国作家在法兰克福书展的表现,让我顿时看清了,这就是体制内名家的出息。不管他文章写得多么好,我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对制度的批判和揭发,作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是可怜虫。所有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不挑战黑暗,不挑战极权,何以称得上伟大?你哪怕把一篇散文写得精致之极,把一篇小说编得奇妙之极,你于这个社会和历史又有何贡献? 六十年的文学大师们,可能在面对一个说真话的小孩时,都应该感到羞愧。





2010-05-09

民国屐痕之八之九

上文提到20年前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阿渡,是我真正该要好好感谢和写一写的人物。一个文人像他那样参与并见证台湾政局的巨变,本身就是一个大时代的传奇。

十年前的一次北京国际书展,书商的我曾经在传说中刘亚楼的大宅院里,主办过一次冷餐派对,招待国际国内书界的朋友。阿渡便是那时随着沈昌文先生进来的。人与人交往,我常常相信有一个气场。无论男女,我几乎用鼻子都能闻出谁将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于是,我们一见如故了,那时的他,似乎还是时报的总主笔。

职业使得他不时出入大陆,每来总要给我带一瓶金门高粱;那是烈性燃料,总能在北京冬夜点燃我们的狂欢。那时台湾的媒体前辈大佬高信疆先生,也正好移居埋名于京城。这个像古龙一样的文侠颇负酒名,我们三人在一起的捉杯厮杀,常常呈现出月黑风高的壮烈。阿渡是80年代的诗人,在台湾没有解除戒严的时代,他也是著名的学领,经常组织民运反对专制,并因此频遭打压。

我们算同代人,对诗歌的激情往往带来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热情。我们都在80年代初从大学走向社会,而那时的大陆和台湾,都一样处于极权松绑阶段——那时的台湾民主,并未比我们走得更远,只是略为人道一些,远非今日之悬殊。他在那时就开始参与了他们的"党外刊物"运动,发起了向国民党独裁的挑战。而我们那时,却只敢油印地下诗刊吟风弄月。

阿渡远祖早在清朝中叶就从福建移居台南,他也该算台南出生的"本岛人",但他却不是阿扁吕秀莲的同志——虽然反独裁的立场一致。台湾在各路人马的推进下,蒋经国终于决定在19877月解除戒严。这标志着独裁执政党在人民的施压下,决定自行主导的和平演变开始。报禁党禁顿开,炎黄子孙的一支终于迈向了真正划时代的民主征程。

民主时代的降临,并不意味着民运战士的退役。我曾经说过,民主是龙种,但也许会生出跳蚤。陈水扁时代的阿渡,我能想象他的苦笑和愤怒。连施明德这样的民进党人,最后都知道这不是他们曾经舍身追求的自由主义民主,阿渡这些和他们并肩战斗过的理想主义者,自然会再次成为脏污时代的批判者。

 

                                   

2006年台湾著名的"九九"倒扁运动爆发,民主再次显示了它的自我纠错功能。身患癌症的施明德率领百万红衫军走向街头,一场宣示以"礼义廉耻"为主题的群体行动超越了蓝绿阵营的党争立场。是啊,政客无礼义,似乎还能想象,到了无耻之时,那就一定会被自己的人民所羞辱。

而那时,我因如云而南,久疏了阿渡的消息。但我在电视画面上,窥见了人群背后他的影子。他虽然只是一个清瘦的书生,一个在寻常日子里谦卑得近乎羞涩的男人,但是他有缘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之际,他一定会是忠于理想的战士。忠于纯净理想的人并没有固定的敌人,没有党派之别,谁玷污一个民族的正义之梦,谁就是他的敌人。

果然后来,他选择了重新支持他曾经的宿敌——现已在野的国民党以拯救梦想。马英九先生锐眼灼灼,发现了这个合符他的人品趣味的晚生,亲自绍介他加入了国民党,并很快简任为文传委主委,相当于文宣部长。我们2008年在北京重逢时,他已经成功地帮马先生打赢了选战,被媒体誉为马府的文胆。

多少文人的梦想都是辅佐一代英主,以便入阁拜印实现生命的世俗价值。我向他恭贺并问他如何选择出处时,他平静得像只是参加了一次派对回来。他说他不打算入阁从政,我问为何,答曰从政了就不能自由出行了,也不能来大陆找我喝酒了。多么绝妙的想法,深得我心,我立马表示了支持。和朋友喝酒,这才是我辈在今生的正事。只要能收获一个清明民主的时代,可以容下我辈的性情文章,即便天子呼来,自古也是有不上船的传统的。

早在1967年我们大革文化命之时,蒋中正先生决定要以一岛之孤,赓续中华文化命脉。因而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例由总统担任会长,秘书长负责事务。到了解严时代,这个总会改为了民间社团法人,但会长依旧由历届总统担任——但这已经不是政府组织了。马英九入府之后,将秘书长聘书送到了阿渡面前。这时名称已经被阿扁的"去中国化"时代改为了"国家文化总会",出于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兴趣,他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也因为这一民间身份,至今他仍然可以自由出入大陆和我推杯换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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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岁暮,应邀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半官方的会议。是中国与法国关于基层政治治理的一个对话座谈,主持人是于建嵘先生,主办方应该是他所在的社科院的某个所。会议在民主党派的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召开,与会者却很奇特,有中央党校以及一些官方研究机构学者,也有网络民间研究学人,还有20年前著名的吴稼祥和陈子明先生,后两位也是紫阳时代的中坚,也算两劳人员吧。这样奇特的阵容开会,于我还是首次,也因此结识了网络上久仰的于建嵘先生。下面推荐他最近的一次演讲吧——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6390&cid=10342300或者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24&id=3265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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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撰两联给诸位朋友再拜年

其一

虎气必催天地色新,海上欣迎冯正虎;

猿声难挽江河日下,人间笑看网评猿。

 

其二

矿强买,房强拆,民意尽可强奸,强国盛世还须避世;

网硬关,言硬禁,人子何妨硬判,硬汉灾年也要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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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词几阕,聊贺读者诸君新年好

贺新郎。饮酒

我爱常喝酒。几年来,刘伶是弟,杜康为友。日日三杯通大道,已惯青衫穷瘦。浑不顾,闲人僝偢。把盏临风呼月饮,取长刀学舞公孙袖。觞一举,诗千首。

东篱酣卧安知丑。且高歌,大江东去,晓风杨柳。装著聋痴人笑傻,边唱边喝边呕。管什事、功名难就。廿载学成长鲸饮,醉糊涂怨气朝天吼。三句骂,两斤酒。

前调 . 戒酒以谢罪环邻

每扰诸君处,尽深宵、猜拳行令,诵诗吟赋。好梦未成襄王意,总被狂歌震悟。便恁底、凭谁叫苦。邻比情深强自忍,把怨尤屡向墙垣诉。仅夜夜,愤无度。

醒时我自多羞辱。掷葫芦、誓将戒酒,任公裁处。若是瘾来无法过,去饮西风满肚。旧日事,还当宽恕。拔剑指天输一语,愿从兹检点平生误。几句话,息君怒。

前调. 於可训师函问生财之道,戏答之

学院商潮怒。趁东风、男生练摊,女生陪舞。教授打工争朝夕,但为生存对付。怪只怪、诗书相误。自古文章难养命,挂儒冠也向胡同去。摆黑板,卖衣裤。

先生何碍充商贾。管他妈、娃资姓社,赚钱为主。不见当今弦歌地,尽是流氓独步。再莫说、名山学术。天下滔滔皆如是,正何必吊死一棵树。争取做,脱贫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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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屐痕【中篇】

我们这一代对真实台湾的最初了解,大抵多由文艺而来。从邓丽君的歌侯孝贤的电影,到郑愁予的诗白先勇的小说。是这样一些偷听盗版和传抄,使我们渐渐确知,在严密的高墙禁锢之外,在毫无人味的革命文艺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中国人在享受着另外一种温软生活,在抒写着另外一些明心见性的文字。

澎湖湾基隆港都是随歌声一起飘来的地名,忠孝东路淡水湾从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们的视角。一个弹丸小岛,从罗大佑到周杰伦,润物有声地浸透着此岸两代人枯燥的心灵。尽管今日之台湾电影,似乎远不如大陆贺岁片的卖座;但是重温侯孝贤那些散文电影,依旧会让那些擅长法西斯盛典的导演相形见绌。

《恋恋风尘》是侯孝贤早期的叙事,讲述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打小并不自觉于所谓的爱情。后来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妈托付阿远,"你要好好照顾阿云,不要让她变坏了,以后,好坏都是你的人"。——听着就温润的嘱托啊。阿远应征入伍了,阿云送给阿远的礼物是一千零九十六个写好自己地址姓名并贴好邮票的信封。结果是阿远退伍之前,阿云和天天送信的邮差结婚了。看这个电影,我常常想起沈从文的小说《阿金》,一样不可捉摸的命运,透出悲凉的黑色幽默。

电影的外景选在基隆山下的小镇——九份;也因为这个电影,使这个寂寞无名的矿区,成为了今日台北郊野的旅游胜地。这是大陆旅游团不会光顾的地方,我决定去这一陌生所在,是因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电影的男主角阿远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应与我同代,岁在中龄却依旧如当年剧中人一般纯净腼腆,不似我一般顽劣。一个当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扬名的古镇,却丝毫没有一点我们所习见的张扬。说话轻言细语,低调得生怕惊动了那个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废弃的乡村影院断墙上,依旧悬挂着多年前那幅《恋恋风尘》的著名广告——他扛着一袋米挽着阿云行走在矿山的铁轨上。但是已经没有人还能认出,他就是那个不知将被命运之轨带向何方的青年了。看着曾经的俪影,他低语说那个演阿云的姑娘,后来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于他这个当年电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么不再继续活跃于影视的名利场上。他说我就像那个男主角一样,演完电影就去金门岛服役了——这是当年台湾每个大学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门,爱上了运动和写作,于是成为了今天大报的体育记者,成为了一个远离镜头灯光的自行车漫游人。

九份是日据时代的一个废弃的金矿开采区,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着海市蜃楼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门脸都在经营着各色点心和特产,一样的喧哗却有着迥异于内地古镇的干净。我们去一个挂着《恋恋风尘》景点招牌的茶肆吃茶,古旧的桌椅恬静的茶娘,木炭火上温着的陶壶咕噜着怀旧的氤氲。茶具和茶汤都那么好,只许一个好字似乎其他皆难以形容。

没有人还能认出这就是当日少年,我们在两岸各自老去;我们隔着几十年的政治烽烟,艰难地走到一起温一壶中年的午后茶,像董桥所说那样沏几片乡愁,然后再迷失在海峡的茫茫之中。临别我说,我在云南的古镇茶肆,等你来骑车。我们多么渴望这是一个没有驱逐也不需签证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祖国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写作之外,我就像王朔笔下的人——一点正经没有。很多时候嬉皮笑脸,是我们在这个伪盛世的土地上的精神自慰。平生不爱正襟危坐的我,这次难免要面对一些媒体;很多大陆的亲友都为我提心吊胆,生怕出言不逊得罪自己的祖国,而遭逢冯正虎的待遇。

台湾中广的胡忠信先生,是彼岛的文化名嘴。我们对坐在播音室打开话筒前,他善意地提醒我——他的节目对岸相关部门都是要收听的。我笑答没有关系,我对我的祖国没有恶意,即便尖牙利嘴,也无一不是为了投合当政者一再声称的民主口号。

晚上在著名的鼎泰丰吃包子,前名记徐宗茂先生带着日本记者本田先生来作陪。二十年前的广场上,徐兄是前去采访的记者。那个著名的半夜,他的后背被流弹射穿,是那些善良的市民穿越火线,用板车拖着他狂奔医院,如此才大难不死。那一刻陪在他身边的另一台湾记者是阿渡,他们记下了那个板儿爷的名字,这个北京人成了他们终身的朋友。

谈起他至今犹存的伤痛,他淡然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工作意外;就像任何一个战地记者,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事故。但是对你们而言,是骨肉深处的隐痛,我们远没有你们那种深刻。

是的,那一刻我并未出现在广场,我的血也未曾浸透方砖,我为何要如此孜孜矻矻地计较那一段岁月呢?因为良知在暗夜生疼。也许罪错,任何一个政府都可能在某个时代犯下;就像《光荣与梦想》中的美国史,开篇记载的就是对示威者的镇压。再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那都是历史不能绕过的一篇。我们在自己的祖国,卑微得不敢要求追诉责任,只想不被抹杀血痕。在没有道歉的漫长岁月里,我们只能私下纪念。那些死难者既不是我的至亲也不是我的熟人,但他们是我的同胞,是一群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国家心怀善意的好人。既然政府文告都改称风波或事件了,那就应该重新定义那些亡灵。

但是就在昨天上午,成都一个因为在博客里撰文纪念的好人谭君,却因此获刑五年。这个全国人民涕泪援助的灾区,主官们就能如此冷血,我再次感到彻骨心寒。在这样划时代的审判面前,我的天良告诉我——我必须在此供罪,如果纪念有罪,那我就是那个也在每年的忌日,一定要焚香遥祭的人。我不敢在谭先生面前,隐匿我的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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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屐痕【上篇】

再过两天才是立春,此际的台北已经和风煦然了。宋朝词人周邦彦形容的——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仿佛正是眼前我的况味。确确乎是一袭青衫,我竟然就闯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发时还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间暮雨飘潇起来。我拄着一柄民国式样的弯把黑布长伞,穆然伫立于沾衣欲湿的细雨中;当我仰望大书"成仁、取义"的庄严牌坊时,台北冬季的雨,瞬间沁湿了眼底。这些海峡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泪一般咸苦。就这样噙着雨痕,我万里渡来,偏要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坛了。

台北忠烈祠是追祀为民国殉难忠臣烈士之祠庙,始建于1969年,由蒋公亲笔榜书。正殿及两边配殿层叠树立着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万余人。从黄花岗烈士到金门海战之逝者,以死亡的群像展示着民国百年的沥血之路。仅仅抗日战争八年,民国折损的将官竟达两百余名【而中共牺牲的将官唯左权彭雪枫二人】。整个二战的盟军战场,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尤可哀者,更多百战生还的抗日将士,最终却死于内战烽火。至今他们没有得到大陆祖国和同胞应有的尊重,这个祠庙也仍旧是陆客观光团所要绕开的禁地。

我独自凭吊在空旷的殿堂中,仿佛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坟地。那些早就在史书上熟悉的名字,渐次涌入回潮的眼眶;一个世纪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阵于战火未尽的云天,在等待我这个晚辈前来追问和祭奠。

我来到管理处【他们仍叫指挥部】查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们一番殷勤检索,最后总指挥亲自出来敬茶,愧疚地告诉我——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籍贯没有死亡详情。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两幅照片,是每年春秋两次祭典的神圣仪式。最后,一个老者执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门,他无限感伤地说——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搜集齐全。

外祖父于我,只是生命的源头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后,另娶新妇为他生育了两个儿子——论辈分血缘,算是家慈的异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被击毙于鄂西道上之后,他的一个旧部竟然带着他的长子【我该唤作大舅】,万里硝烟中辗转撤退到了台湾。这要怎样的古风高义,才能如此艰难地拯救同袍遗孤啊。而留在内地的小舅,则和他的母亲一起承担着匪属的待遇。我能从前辈族人那里获得的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长为彼岛的高级军官,小舅沦落为此岸的下岗工人。因为吾母的原因,我们与他们素无联系,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民国的劫数,是民族的报应;是海峡般宽阔的伤口,是我们至今难以超越的苦难,至今未能弥合改变的命运。

 我还在垂髫之时便知道了"水深火热"的台湾,便会唱——要让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那时,台湾是恐惧和灾难的渊薮,是无数家庭因之被祸的疫区。而在我的青春时代,台湾忽然又成了纸醉金迷的宝窟,台胞台属台商成了政府巴结优抚的对象。从敌视国民党转移到敌视民进党,从要解放台湾人民到坚决反对台湾全民公决。我在时代的急剧演变中,永远跟不上政府对台的脚步。

我一直以为,台湾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它就像我那也算同文同种的大舅一样,他的荣辱沉浮与我八不相干。两岸本质上就像各自分家立灶的兄弟,你穷的时候想去解放他,你富的时候想去收编他——这样的主意好是好,但当弟弟弱弱地问一句家长的位置能否由全体家人选举轮流坐时,你就不肯答应——于是这就成了统一祖国的真正问题。

我自诩是爱国中年,爱到宁肯在祖国坐牢,也不去异邦避难。因为同意台湾是中国【非党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也爱台湾。"中国"不是国号,只是华夏文化江山的一个泛称。两岸皆是中国,只是一个庙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庙号叫中华民国。前者刚过花甲,后者即届百岁。论年齿,后者是兄;论祖田,前者为大。后者视前者为窃国,前者视后者为割据,彼此时打时和,却依旧各奉各的正朔——这样的"一个中国",算是二战结束后的一个特殊遗产,更是人类政治格局的最后一道奇观。

我当然支持统一,至少人民自由出入无需经过海关。至于统一的条件,也很简单——重返重庆谈判。六十五年前,中共的开山祖师们开出的和平建国大纲,在我看来,仍旧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最佳条款。更何况其中的多数条款,至今依旧还写在各自的宪法上——比如出版言论自由等等,只是需要真正落实而已。彼岛已经完成从军政到宪政的历程,接受这些条款应该再不会像当年那么困难。此岸的接班人依旧扛着共产党的旗帜,理论上不应该背叛祖宗成法。如此则统一祖国何难?这样更无需各自再修几百万亡灵的忠烈祠,那才叫开万世之太平啊。可是,两岸的政党领袖们,究竟想要的是怎样的维稳和偏安,实在是天心难问。

就这样带着一本书,我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从中国的共和国走进了中国的民国。从桃园机场到台北腹心,感觉也就像从莆田到泉州,像从今天回到九十年代。山河人物,皆无异样;礼俗谈吐,俱如中原遗韵,无一处不显得名门正派字正腔圆。

台北几乎从来就没有追求过国际大都市的虚张格局,尽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亚洲第一高楼,但是它依旧显得十分古旧。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楼房多数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宝气。满街多是轻型摩托飞驰,几乎看不见警察,但是人车却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红绿灯。地面很老,看不见任何一点烟头垃圾痰迹,也没有带着袖箍的男女扫地或者罚款。这种古旧,像一个家道中落的老派贵族,低调而有教养地严守着规矩。即便是一领旧衣,穿出去依旧熨烫着折痕。

入夜的台北仿佛才真正回到民国,有着书卷中曾经熟悉的那份娴静与繁华。独自徜徉于那些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之下,张望着悬满街头的霓虹繁体字,有着突然置身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幻觉。这是一种被历史打断过的炎黄贵气,现世的荣华中一点也不闹热,没有浮夸的措大嘴脸。似乎春明上河的市井就该有这样一份静好,十分的风流蕴藉却都又显得像国画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间。

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断肠人。撑一把伞小驻檐下,看台北的女人鱼群般飘过,那是你对民国最初的惊艳。问路抑或搭讪,会邂逅没有张皇迟疑的微笑;那近似吴侬软语的国语,透着从容自重和良善。大陆人道听途说的多是槟榔妹,那也只是台南才有的乡韵。且人家的露背露脐还只为兜售新采的鲜果,而非推销你假想的俗艳。

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处玻璃房,宽仅容膝一般。橱窗上零落着一些手工挂件饰品,散发出唐宋明清一样的雅致。女主人独自在几上编织她的黄昏,我擅自入座旁观。结绳缀玉的古老技艺,复活在她的芊芊十指上。笑是莞尔的,清浅且清纯,全无主顾来也的强作欢颜。问罢,只是低声叹一句——工艺美院毕业的,哎,沦落街头了——那一声哎,似乎道尽了沧桑。听我口音,知是陆客,便多了几句讯问。然后我走,复低头缀网劳蛛。前人说:道心如恒,无送无迎。指的约略便是这样的淡定。

奇迹是三天后我忽然接到宾馆总机的电话,说是有两位女子在大堂请我下去。讶然见到的竟然是她,手上拿着拙著说要签名。她说偶然听电台对我的访谈,辨出我就是那个薄暮的访客;好奇便买了我的书,遂读出了她的眼泪。然后便打听我的行止,竟然还能找见。之后她拿出精致的工艺盒,是她手刻的一方虎印,用精致的珠带连在一匹玉马上。她看书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说佩玉挂印可以驱邪魔。我知道那枚青玉价值不菲,却之又不恭,只好腆然收下。问罢芳名,原来竟然是本家姓氏。心底便认下了这个隔着海涯失散多年的妹妹,想象未来的两岸烽烟销尽之后,再喊她回家吃饭吧。

我是书商出身,参加过北京多次国际书展。在一个民间无权自由注册出版社的国度,其书展典礼却一定是富丽堂皇的。就像朝鲜的阅兵大典,其伟大庄严盛况肯定让世界侧目。每年的北京书展,哪怕去一个主管真理的常委,那通常都要清场警戒,驱逐走众多的读者观众,留下配合台词的群众演员。

然而台北的国际书展,相形之下似乎确属寒碜。尽管开场大典每次皆由民国总统出席颁奖,那依然是没有鼓乐礼花,更没有整齐着装的孩子们献花致敬夹道歌舞。会场就设在展台中间,很小的开放式空间,只留下几十个贵宾座位,并不组织观众陪坐。开会前来了十来个便衣内卫安检,然后副总萧万长先生就登场了【马英九先生出访在外】。起立和掌声都是礼节,行政院长出身的他自然不用讲稿,也不用一句一顿煞有介事地等待被掌声打断。祝贺、颁奖、照相,然后还自费买几本书走人,民国风习就这么简约有致。握着我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外省获奖者的手时,也不作秀托我问候大陆同胞;也许他知道就算托我了,我也没资格传达出去。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时代的台湾,执政者对大陆的亲疏态度,都可能引发蓝绿两系选民的非议。他们即便贵为领袖,却一样要向选民拜票。

今年书展的主宾国是法国,他们也有文化部官员出席。也许因为他们国内没有异议作家,因此没有发生退席抗议风波。参展的有五十几个国家,大陆没有官方代表团赴展,但是也有一些我认识的编辑去商谈版权合作。大陆主流作家的书在台出版的并不少,此次被邀请赴台的,自然还有几位真正知名的大家。

开幕式上我还邂逅了老朋友贝岭,这个去年惹起法兰克福书展退席风波的哥们,依旧长发披肩一身异服。由于这次没有大陆领导退席,于是我也不用抗议他的出现而拒绝领奖。然后我们纪念十年未见而合影,有记者拍下拿去发在了报上。此前我并不清楚祖国为何不许他回家吃饭,后来我才知道他参与发起了独立中文笔会。这个笔会显然被当局视为非法组织,也因此所有参与其事的朋友皆遭打压。我是一个极端的独行客,平生只论友道不守约束,于是无门无派只好单打独斗。但对所有反极权的江湖山头皆保持敬意,对所有的助纣为虐者皆坚持鄙夷。台北有高僧讲法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是非,那就一定会有报应。信哉此言。

书展上有个最小的柜台,名为一人出版社。拙著也陈列在那,于是我和那个摊主小青年有了交流。他是80后的孩子,留学英国归来,不愿打工就去注册了个一人出版社。确确乎该社就他一人。自己买版权自己翻译自己设计,然后就交给中盘发行商。他对我的书商经验非常推崇,我说在大陆出书,我得先花两万元买书号。你就节约这笔费用也能赚钱,况乎你们还没有选题审查不批一说。

对台湾青年来说,他们真难理解大陆为何不许个体注册出版社。因为台湾也有法律规定不许出版的书,谁违法出版了再去追究惩罚即可,何必事先取缔民间权利,更何须采行书刊审查制度。就像法律不能因为刀具可以杀人,就彻底取缔乡村铁匠铺一样。对这样的疑难杂症,我还确实没法向他解释清楚。因为即便在蒋介石的戒严时代,出版反书要坐牢,但是出版社你还是可以申办的。

我接触好些位台湾青年,他们都羡慕大陆经济繁荣,也渴望进入大陆市场发展。关于台独话题,他们多以为可以认同一个大中国,看重同文同种的渊源。但是究竟怎样统一,这是他们开始关心的话题。我抽样调查——假设现在让你转变户籍,在大陆你可以拿到三倍于台湾的收入,你愿选择转变吗?他们摇头说——如果还有网络限制,那还是留在岛上吧。

这是在民国长大的孩子,看来与共和国奶大的孩子思维确实不太一样。

中正纪念堂和国父纪念馆在同一条大街的两头,平衡着这座城市的风水。一般来说,大陆的官方考察团或公职人员,旅行团规定是不许去中正纪念堂的。即便那里已经被陈水扁改名为自由广场了,那也还是不能去拜谒,因为大堂上还是端坐着蒋公的铜像。但对于国父孙中山,那两岸皆还保持尊重。因为蒋与毛,本质上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对这个发明了一党独裁、领袖独大的政治制度的革命家,他们都愿自认为是衣钵传人。

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算是台北最大的公共空间,原来牌坊上的匾额是"大中至正"四个字。陈水扁时代为了去蒋化,换上了"自由广场"四字,于是所有的民间集会游行抗议之类活动,皆喜欢在这里举行。据说去年因为对马英九救灾不力,绿营组织了许多大学生在此静坐示威。马政府不以为忤,更不会调集军警坦克驱散。许多家长担心这些90后的孩子熬坏身体,纷纷前来在此埋锅造饭料理生活。结果气汹汹的集会渐变成假日野餐,大家玩闹够了还是自己收拾垃圾回去上课。

群众集会学生罢课之类的事情,在民主社会就是个司空见惯的寻常琐事。下不暴力化,上不恐怖化,大家的意见透过媒体宣示出来,政府再去因应修订即可。只有我们这些在极权社会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类人孩,才会觉得对岸成天打打闹闹,仿佛一片乱局民不聊生似的,才会视民主为畏途;甚至才会喜滋滋地成天播放人家开会打架的镜头以为自家的赏心乐事。但凡稍有常识的皆应明白,人家开会扯皮皆由人家的媒体自由爆料;像此岸两会那种"一致通过"的成人游戏,才是人类真正的笑料。

这两个纪念馆以及忠烈祠,皆有卫兵站岗。但是这些卫兵都只是定时表演换岗操典,全套正步玩枪的动作极具观赏性,是观光客的主要欣赏内容。在陈水扁执政时代,激进的绿营甚至去中正纪念堂内搞风筝展览,多数人觉得稍嫌过分,但也并不会引起厮杀。马英九上台后,也有蓝营群众主张恢复"大中至正"的题匾,但聪明的马府不想再度引起两营纷争,以换匾需要破费40万为由,谢绝了这些涉嫌意识形态化的建议。

所有进去参观的人,皆不受安检,无需寄存任何行李,也可自由拍照。甚至可以故意去逗那些一脸严肃的机器人一般的卫兵,但是他们的训练使得他们绝对面无表情,这也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回想我们那些在毛公纪念堂排队的人,严格安检只许空手进出,被军警便衣高度警戒,就是这样还硬要热脸贴冷屁股,我们的人民那确实忠君忠得可爱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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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对话【完整版】

摘要:写作对我来说具有使命一样的意义,我如果一生没有写出这些善良人的苦难,那么我一定会难以瞑目。今天写出来的,只是我内心一小部分悲哀。

我们这些年的所谓体制内创作,是缺少悲愤元素的文字,这是很让这个时代的文坛应该感到可耻的现象。

如果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作家,对此没有感觉,没有内心深处的耿耿于怀,那就是堕落。因为他没有关心国人的苦难。

仅仅虚构一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所谓纯艺术,也是不够的;因为在痛苦的大地上,你作为文学的实践者,你应该走在前面去引领,去祛魅——六十年来由谎言组成的历史,应该由我们去揭破,去还原。

但是文学的发生之初,不是要竞技想象力,而是要追求真善美,鞭笞现实的黑暗。诗经以来的中国伟大文学的传统,一定是吊民伐罪。

蓝记者 【媒体,下同】

采访你我有些害怕,怕自己不能做好访问

这是心理上的恐惧。不谈了,开始吧

什么时候获悉自己获奖的?先谈一下这本书参展,获奖的情况

天下客 【野夫,下同】

我一周前从台湾的南方家园出版公司电话听说,我的散文集《江上的母亲》已经入围台北2010国际书展大奖,当时认为入围已是幸事,我并未抱有获奖希望。直到昨天下午接到他们的正式电邮,通知我已经获得大奖,我实在感到意外。因为今年有龙应台先生的《大江大海1949》,有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甚至还有张爱玲的《小团圆》,这些都是我景仰的人与书,因此,我认为区区如我这样的未名作家,应该不会得到彼岸的重视。在此岸,当然更无可能。呵呵

蓝记者

你很有名的啊,很多人喜欢你,跟我谈起你 。

天下客

这肯定是过奖。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网络作者,一个大陆常说的自由撰稿人。在本书出版之前,没有在自己的祖国出版过任何书籍。我的写作,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多数文章,都只是在自己的博客上随便贴出。这样的人,怎么能说有名呢?更何况我对体制内的所谓名利,一向淡漠,真正知道我写文章的人,都很少的。甚至很多多年的老友,在网上看了野夫的文章,会来问——这个野夫就是你吗?他们多数时候,觉得我就是个吃喝玩乐的主儿,从未想过我还是个可以码字的人。你所说的名,只是这两年,因为参与了一些公共话题的议论,又说出了一些自己的隐秘往事,揭发了一些奸邪名流,因而在网络上被少数朋友所知道而已。

蓝记者

知道自己获奖,还是第一个大陆作家,有什么感受?

天下客

知道获奖,当然是很高兴的事情。虽然此前在大陆也获得过,但这些都是纯粹民间的一种鼓励。而台北这个国际书展大奖,算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奖项。这个书展已经主办了十几届,据说是亚洲第一大、全球第四大的书展,能在这样的地方获奖,当然我会感到荣耀。更何况本届入围的书和作家,多是很有竞争力的。我能胜出,而且据说是第一个大陆作家,就人的基本虚荣来说,都会因此开怀一笑,况乎是在新年的一刻。我倒是遗憾,龙应台先生那本书竟然落选,这会让我略感惭愧。

蓝记者

你的朋友谈起你时,说你早该获奖,被更多的人认可。这本书为何没有在大陆出版?你作为前书商先生?有无找过出版社?他们什么态度?

天下客

我这本书,原本就是想在大陆祖国出版的。最初找过几家出版社和书商朋友,因为我就是干过这一行的人,他们的回答是肯定难以通过审查,另外也担心发行量,即便是广西师大出版社这样的名社,也怀疑没有读者而放弃了本书。更多的是担心出来之后被封杀,造成损失。

当然也有出版社表示兴趣,但是说要删节很多,而我觉得那样,会很辜负自己,也愧对那些无辜的亡灵,因此就暂时作罢了。但是,我最终相信,还是会有大陆的出版社敢于出版的,因为我自认为拙著还是好书,是让人读了能感动能深思的书,不是那些印刷垃圾。

蓝记者

为什么分为尘世和挽歌两部分?什么寓意?

天下客

《尘世挽歌》----是我原来自己的命名。因为我的前半部分是写的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长辈和朋友,所以叫挽歌。后半部分是写的还活着的一些朋辈和我自己的一些生活,所以叫尘世。但是台湾版考虑到我的散文名篇《江上的母亲》可能更吸引人,就改用了这个书名。香港版在增加一些文章之后,也没有采用我原来的书名,改成了《拍剑东来还旧仇》。只有大陆的网络读者,还记得我原来的书名,如果以后在大陆能出版,我还是希望恢复原来的命名。

蓝记者

听说你从小文学天赋极好,做过教师,警察,坐过牢,当过书商,怎么突然写起散文来了?

天下客

写散文于我而言,并非突然。我很小立志想要做的,就是作家。80年代的文学大潮时,我就是那个时代的先锋文学青年。只是我一贯采取的是体制外写作,不投稿,没有太多兴趣在官方杂志发表,因此一直默默无闻。其实,写作对别人也许是功利,对我确实具有使命一般的意义。但是命运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我干过了很多奇怪的职业。直到三年前,才真正放弃一切,重新回来做我的写作梦。

蓝记者

为什么会在三年前?你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你还干过啥子奇怪的职业?

天下客

我的创作动机和写作,应该说始于从小就有的被迫害意识。当我经历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命运之后,更加感到我如果一生没有写出这些善良人的苦难,那么我一定会难以瞑目。写作是一种对历史的记录,历史是为了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有将这些事情记录公布并流传后世,我们才可能规避各种悲剧再发生。

我干过教师,教研员,党委宣传干事,诗人,警察,卷烟厂设备采购员,书商,编辑,编剧等。还做过很多小生意,呵呵,都赔得血本无归。还卖过衣服,印过名片,做过油炸早点卖,摆过书摊,还合伙开过挖沙的厂,哈哈。

写作是一种反抗,既是对自己内心黑暗的反抗,也是对社会邪恶的反抗。没有真实的写作基础,没有对时代的批判意识,没有对自由的基本渴望,那样的写作,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一钱不值。

三年前,我突然厌倦了在京都的小商人生活,也厌倦了那种争吵的私人生活,突然决定放弃一切离开北京。不经商了对于我们而言,就没有了生活保障,于是想到还是回归写作吧,因为在这个时代,至少像写电视剧这样的商业写作,还是可以养命的。但是,养命并非我写作的目的,我内心耿耿的还是要写自己所阅历的人和事,只有那些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值得自己去写的。于是,我成为了一个靠商业写作来维持自己的个性写作的自由写作者。

蓝记者

在《地主之殇》中,你讲到了祖父被化为地主成分后被批斗至死,大伯二伯的妻子一夜之间双双上吊。这些历史是如何了解到的?在那个时代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您了解家族的这段历史花了多少时间?三代人的命运,祖父辈的应该是最不熟悉的,但你写得身临其境,我很好奇。

天下客

关于父亲家族的历史,反而是在家父去世之后我才渐渐了解的。他走的时候,我还在坐牢,没有机会讲述他的悲苦内心,他死后,我被许可在警察陪同下赶回去奔丧,第一次见到了他那个深山家族的许多亲戚晚辈,他们开始向我哭诉这些可怕的往事。之后的2004年,我为了完成家父的遗愿,赶回深山为祖父被抛尸的那个天坑修墓立碑,又调查了很多家族的历史。也因此我开始研究土改的来历和各种民间记录,终于写出了《地主之殇》。

蓝记者

知道这些历史后,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天下客

整个土改运动,事实上是摧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统,彻底地消灭了维持民间礼俗秩序的乡绅阶级。这个后遗症十分恐惧。虽然是家族的灭门惨祸,在几十年之后来看,愤怒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毕竟那些长辈,是我们这一代不熟悉的。但是,我内心感到惊恐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此走上了一条残忍之路。以后若干年的残忍运动和事件,都是从那里发源的。如果一个政权的建立,完全依靠对国民的残忍来实现,那么其合法性就永远得不到实现。同时也难以想象,家父这样身负毁家之痛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那得需要怎样的隐忍压抑,才能战战兢兢地走完他的一生啊。人子之心,是人皆有,杀父之仇,他是怎样化为内心沉默的块垒的呢?我无法起问他于九泉,但是,我只要想到他的心灵苦难,就难过,我时常喝酒大醉之后痛哭嚎啕,无法克制的愤懑。

蓝记者

你好朋友经常跟我说你有孤苦。

天下客

父母的命运都很奇特,身边一些亲人朋友的事迹遭遇,也很奇特。写完了母亲的死,自然就要写其他的。事实上,今天写出来的这些,还只是我内心中的一小部分悲哀。我们这个时代天生就是一个创造悲剧的时代,而我们时代的文人,多数又都是隐忍的犬儒。那么多的无辜死亡横亘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却只会去写那些纯艺术的虚构作品,那未来如何来鉴定这个时代的正邪呢?

蓝记者

您觉得你妈妈的个性和经历对你的成长有多大的影响?也包括父亲的个性

天下客

母亲的自沉失踪,是我今生一定要写的。但是每次拿起笔,就只剩下哭泣和茫然,不敢写,不敢触碰这个话题。恰好她离开十年的时候,一个朋友约稿,要我写母爱方面的一篇文字。于是我决定写了,用了整整一天一夜,写完哭完,像害了一场重病,次日在沙发上躺了一整天。感觉似乎用尽了一生的气力。我理解古人所说的呕心沥血,是什么感觉了。家慈是一个国军少将的女儿,遗传的血统一定有军人的刚烈,坚强和执拗。她整个的成长,又是处处被打压,被遗弃,因此就很反叛,很决绝了。这些性格元素,在我的一生中,感觉也都存在

而家父又是一个古代称为蛮族的后裔,从地主少爷到剿匪英雄,他属于胆子很大那种人,年轻的时候也亲手杀过人。即便在文革中挨打,游街批斗,他都没有软弱过。我很少见到他的悲伤,直到晚年我坐牢之后,我才发现他竟然是那么感情丰富的一个老人,经常我们父子会见的时候,都抱头痛哭一场。我的反叛,坚强和情感丰富,都来自于他们。

蓝记者

谈谈八九六四对你的影响。你们那一代人受到八九的影响,对这个国家、民族、人民有着奇特的感情,有一股忧愤之气,在您的文中很明显。您怎么看这一代人在中国的遭遇?

天下客

可以说,在惨案之前,我作为革干子弟,作为党委政府甚至警局的干员,我都应该算是体制的受益人和维护者——虽然我坚持不入党,也经常批判地看待体制,但是,我并未站到对立面去。

但是,当血案发生之后,我立即转变了立场。我次日即宣布退出警界,写辞职书公开抗议当局暴行。之后更是选择了参与营救朋辈,以至于最后被老一代"倒钩"采取钓鱼执法,把我送进了牢狱。如果说命运,就是这样因为八九而改变的。

蓝记者

可是在一般人看来,这很像是青年时期的盲目冲动和热情

天下客

但是深层次地来看,我的悲剧既是社会悲剧带来的,但是更多的还是自己的性格悲剧。如果没有性格的成因,那我完全可以继续混在官场,那也许今天领导那些警察和密探的,说不定就是我呢,呵呵。

对很多死于大街的学生来说,也许不免冲动。但是你不要忽略,当我宣誓辞职的时候,是在两个大学毕业且工作了多年之后,而且,那时的我一直很冷静地在旁观,这个在我的文章《革命时期的浪漫》中可以看到。况且我是警察,我岂能不知道辞职并且站在反对立场的后果。我之所以还是坚持辞职,是因为我有羞耻感,继续做鹰犬甚至刽子手,我会愧对良知。这是我当时就有的很理性的认识。但是中国人很多都是不畏惧天良的,他们只要自己好过,怎样做都不会觉得内疚,不觉得负罪,而我是一个很怕负罪的人。这在我今天的为人处世之中,依旧保持着这一德性。

如果说六四对我创作的影响,我认为它提供了悲剧性元素,提供了一生耿耿于怀的悲愤。我们这些年的所谓体制内创作,是缺少悲愤元素的文字,这是很让这个时代的文坛应该感到可耻的现象。

蓝记者

你想过你当时这样选择,对你家人的伤害吗?

天下客

家人都是普通的善良人,受伤感和埋怨批评怎么会没有呢?我们不是《红灯记》那种虚构的革命世家,祖孙三代都要打敌人那种,那是红朝才有的虚伪。

蓝记者

怎么看八九那一代人的遭遇?

天下客

九年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在那之前,几乎所有人都是充满着理想主义,对执政党也多数充满了信任和期望,认为国家将会从此真正走向改革开放。但是六四打破了这种梦想和幻觉。虽然镇压牺牲的只是一部分人,但是整个国民对执政党彻底失望了。这个政党的合法性再也不存在了。

蓝记者

你认为那一年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什么?

天下客

那一年,很多的优秀青年被判刑流放开除,人生命运彻底改变,这成为了一代人的心结。如果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作家,对此没有感觉,没有内心深处的耿耿于怀,那就是堕落。因为他没有关心国人的苦难。

蓝记者

从六十年的历史来看,你觉得中国作家有没有一种使命感? 这种使命感和纯文学的创作是什么关系?

天下客

在中国,有使命感的作家知识分子,永远是少数。因为这样的使命感,会带来对自身命运的破坏,会影响他在这个可耻的时代的功名利禄。纵观全人类,伟大的文学,一定要担负道义,道义就是你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感。没有使命感的写作,固然可以被组织命名为作家甚至成为作协主席,但是,那不是真正伟大的文学,因为他注定将被未来的时代所淘汰。

凡是自觉要肩负使命的写作,必然要导致独裁者的敌视。也因此,你会失去生荣,但是,你会获得至高无上的哀荣。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子孙会铭记你曾经做过的一切,你写过的文字,还将在这个世界流传。

蓝记者

道义,担负什么样的道义?

天下客

道义是无需解释的。道义就是真理,是道路,是生命人类最伟大的共同价值观。

蓝记者

你认为中国这样的社会,作家应揭露历史,还原丑恶?这方面有一些作品,如定西孤儿,57年的一些回忆,文革方面的书,但很难讲是文学。你的意思是作家应该实践这些价值观?用他对世界独特的体验?用他的独特表达?中国这样个社会,对苦难以及邪恶完全没有揭露的国度,你觉得你的文字的价值在哪里?

天下客

在中国的此刻,有道义的作家,最低标准来说,不会去含泪劝告,不会去写纵做鬼也幸福。其次是,仅仅虚构一些与现实无关痛痒的所谓纯艺术,也是不够的。因为在痛苦的大地上,你作为文学的实践者,应该走在前面去引领,去祛魅——六十年来由谎言组成的历史,应该由我们去揭破,去还原。

蓝记者

但是道义和文学的想象力如何结合起来呢?

天下客

想象力本质上说,只是文学的基本功。幼儿园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想象力,都能写出让成年人匪夷所思的文字。但是文学的发生之初,不是要竞技想象力,而是要追求真善美,鞭笞现实的黑暗。诗经以来的中国伟大文学的传统,一定是吊民伐罪。当然一个文人可以去写没有正邪是非立场的纯想象作品,去像夜莺一样为个体的爱情哭泣。但是在这个时代,当你还没有完成安徒生笔下一个孩子的真诚教育之时,也就是你还不敢做一个真人的时候,你绝不可能是大善的,更不可能是美的。

蓝记者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危险。中国文人的传统就是自以为是道德楷模,教育老百姓。不真诚是中国文人的特点,包括当代中国作家。我觉得你们那一代人多数似乎被痛苦吓怕了,不敢全然深入到痛苦之中。不仅仅是外在的言论禁锢,而是内在的力量感的缺失。你是个例外。

天下客

更多的人是像那个古代的贾桂——习惯了跪着。极权培养训练了多数文人的奴性。迅翁嘲笑过的,连造反,都是要跪着造反。文人的奴性,就是即便是在写作创作,都像是在进言,在为统治者考虑他的进退尺度。而我,因为写作完全无需考虑在这个时代的发表,也不依靠它来换取独裁者赏赐的功名利禄,于是就可以随心所欲而已。我们的探讨,就暂时到此为止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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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的书斋

向例,读书人视书如拱璧,都需要一点空间来将之列为清供,这就构成了所谓书斋。日夕徜徉其间,即使换不来传说中的黄金屋或颜如玉之类,也雅兴不减,算是身有所归吧。我之忝为读书人,半生以来,却往往在江湖中走动的日子居多。虽也曾积得上万册并非善本珍籍的图书,然而真正聚首的日子甚少。萍身无定,书也就象家一样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了。不过,只要曾经勾留过一段岁月的地方,营造一个书斋聊以栖心,这是不能阙如的。这样,随着我的浪迹,也就有了这么一串书斋;它象某种特殊的符号,句逗着我的浮生。不计书的多寡,也无论斋的雅俗,这些时筑时弃的空巢,作为一个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座际,在转顾之中,发现它们依然贮满了值得频频温习的记忆。似乎燕去而楼犹未空,每一丝阳光和蛛网都还牵连着今天。我在一些暗夜中醒来,竟不免为那些客留过我之游魂的屋舍而伤悼不已。

一、寻幽轩

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利川县教委所属教研室。单位在城北一条僻道上,一围花墙自成院落,隔断了周边的巷陌。小院不大,却植有几棵树,还辟了两份菜畦。另外的草地上则树着石桌石几,点缀着一些寻常见惯的无名花草。墙外则是一溜高大的悬铃木,竟使得这小小院子显得绿荫蓊郁。就这么一幢两层楼的砖屋,既办公又住人,十余个教研员出入其中,已觉得人口稠密。我知道实在没有空房,便对主任说,把那个楼梯间给我吧。主任有些为难,因为那实在是堆放杂物之所,他怕委屈了我。我说我就喜欢这种阴暗角落,便自个清理其中就搬了进去。

该房确在楼梯下进门,屋顶即楼梯转角处。一般的建筑这样的位置都是用来做厕所的。房仅五平米左右,刚好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有这些陈设,对我而言,也足够了。好在还有一扇窗,可以透些光进来。但窗户是不能推开的,因为外面是厕所且是进女厕所的必经之道。气味不论,为了免瓜田李下之嫌,便装了花玻璃并钉死了,显出君子自重的姿态。

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天地,果然便有了当家作主的得意。被子不叠,垃圾乱扔,就没有被人数落的不快。每次自外归来,竟有久别重逢的欣喜。唯一的不足就是朋友来访,站在院中呐喊,只听得我在洞中唱喏唤进去,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好歹要出门去迎,门又太矮,进出都得俯仰一番,显得有些麻烦。

但我已知足了。那阵子,刚从激扬文字的学生徒然变成自食其力的小职员,每天要按部就班去研究语文教材,隐约就生出了许多颓废。每日价到楼上点卯归来,便自个掩门读书,或抽一地烟头,弄得一屋里乌烟瘴气。看久了案头上那面空墙,觉得是荒疏和苍白,便去求对面离休的简笠先生写一幅字。这自然有些附庸风雅,但年轻的心灵是需要自己弄些东西来点缀的。简先生用他那苍老的书法写了一幅《陋室铭》给我,其勉励之意是明白的。我便裱之作了中堂。隐隐记得还自撰了一联自书补壁,说什么"得偏安一隅斯亦足矣,能苟全数年它何求焉"。这仍旧是故作超然的话,简先生看了便摇头不语。

其时,在骨子里原是雄心未退的,也颇能埋首于小屋中读书写诗;当然,也热衷于去坊肆间使酒买醉。微醺返邸,便喜欢铺开纸笔作苦吟状;偶尔也能搜得一句半联的警语,便独自激赏不已,在斗室中做手舞足蹈状。有了书斋,人似乎也添了一点书卷气,便不能没有斋号。经过一番切磋后,遂用"寻幽轩"三字来题了蜗居。"寻幽"一语出自李义山的诗"寻幽殊无极,得句总堪夸"。另外一层含义便是前述的朋友来访的状态。就这样,我拥有了生平第一个书斋,并为此乐也陶陶。

那两年,小城尚很寂寞,时相过从的友人也不多。一大帮哥们尚在异地求学,所以书斋尚不嫌小,偶有"徐孺下陈蕃之榻"的时候,也很容易就在那一床一几间坐卧清谈,仿佛海阔天空一般。日子在幽静的平淡中过得从容写意,无忧无虑,唯一的烦恼便是雨季的到来。

由于该楼久已失修瓦顶渗水,楼梯也裂缝,雨从瓦洞中泻到楼道上,水渍又浸过那些裂痕再滴到我的床上。室小无地可以迁床,每次从梦中被那冰凉的手指所叩醒,只得搬一只脸盆到床上接雨。所幸其漏极规律,并不声东击西,都只在腰腹间发生,因而只需要侧身抱盆而眠,也并无大碍。其初原也不能习惯那金水迸鸣声,久之,便能分辨出积水深浅而高低不同的乐音了。渐渐还感到一些趣味,不为所扰,大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意思。唯一要提醒自己时刻注意的是,不得轻易翻身,否则便会沧海横流了。就这样,在深山小城的许多漫长雨季里,便战战兢兢地怀搂着这么一池涟漪,小心翼翼如一个哺乳的母亲,在或梦或醒的青春之夜中,谛听着这铜板铁琶的自然旋律,谛听着岁月跫音的渐行渐远。

而今,病骨支离的不眠时分,才有些怀疑这最初的书巢有可能给了我风湿的纪念。但每当春雨秋霖重来之时,却仍旧能让我念起那在季节的沙漏中变得细微而遥远的寻幽轩。

二、邻坟庵

调动工作后,第二次拥有的书房是由办公室改建的。也就是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屋中再树一堵墙,隔成一室一厅,便象一个小单元的规模了。家当依旧那几件,增加的只是书。陡然搬到这样一套宽阔的屋里来,更显得家徒四壁了。访客渐多,没有不能容膝的理由相拒,无奈只好用木箱之类钉成几把交椅。而外间的厅也不能让它全然空着,便把单位的风琴二胡等乐器搬来堆了一层,得闲时胡乱弄出一串怪音,装出一副准艺术家的模样。

屋在二楼,开门即见青山,那是本城人用于丧葬的地方,唤作关山。山并不矮,半腰以下密集地布满了坟墓和碑石。当地人犹未实行火葬,棺木都是由巨大的木块拼制而成,需要八个大汉方才能抬动的灵轿,埋进土里往往堆成一座堡垒。所以每天出门,抬眼便见那些凸起在山坡上的墓园,心里也觉有了块垒。

就在该年深秋,我在这个世界感情最深的外祖母却逝去了。我陪着风水师在关山腰的一丛小松林边选好了佳城之址,亲营墓圹,痛苦地埋葬了外婆。这样,我每天便能望见外婆的所在,心头也始终砌着一方沉重的碑石。在一些晴朗的黄昏,一个人便从街上买来香火纸钱,默默地跪到外婆的坟前,静静地焚去;然后坐守到天黑才在四起的凉风中下山归去。

而我卧室的窗下即是围墙,墙外是一户居民的后园。土家人有"庐墓"的习俗残存——就是要把先人的坟墓安置在家里,以便日夕相守。这家园中就有一座坟,没有碑碣,长满了野花闲草,似乎已荒殖了许久。倒是坟头的两棵杉树,就在我的窗边悄悄地成长;还有那些流水行云般过往的野鸟,也时来小歇倦羽,聒噪一番又飞去。我的床头和书桌就设在窗边,每一起身,就能俯视到窗下的坟。夜里睡觉,似乎也觉得就枕在人家的坟头上,心里不免也有些沉重。偶尔,也能看见一位佝偻老妪,去那坟上拔草,顺便捡走我弹出去的烟头纸屑,我便心生惭愧,再不敢往窗外乱扔物什了。

那些时日,心情仍是灰钝的。在单位上显得不与人群,人也便幽灵一般了无生气。触目皆是墓地,全部生活仿佛就是徘徊在这样两座坟之间。街上可以走动的地方除了书肆就是酒馆,每月的饷银就全部献给了这两处。一些大雪飘风的夜晚,一个人读书倦乏了,便在腰间系一条绳索,拴一个瓷葫芦,端一只磁杯,去敲响邻近一个老妇人所开的酒店。老妇极好,总又单独生火为我炒一碟菜,灌上一壶酒水,再倚门目送我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归去。归来便把盛菜的磁杯煨在屋里的火盆上,任细微的木炭火把它烧得热气腾腾,独个儿把自己灌醉。醉后或痛哭或诵诗,扰得环邻不安。但大家见惯不怪,次日只含笑问声又醉了便不多言。

渐渐地,屋里的书多了起来。那时书很便宜,每月似可买几十本,买来便堆在床上及时读罢,再捧上书架,隐约肚里的学问也添了些许。城里的老师每有不解的语文,便来我这里找书或询问,往往能让他们释疑而去,因之竟有了一点虚名。有了新的寒舍,便想额上新的名号。几番推敲,决定因地取材,命此书斋为"邻坟庵"。还写了一律给诗友阿三,中有一联为"以坟名室聊埋骨,撮土筑巢为友鸥。"诗依旧消沉,阿三却能深会此中意蕴,竟颇为赏此一联。自称"邻坟庵主"的我,那时除开写一些所谓朦胧诗之外,还喜欢象一个传统文人那样,保持一点琴棋书画诗词金石方面的雅好。字临泰山石刻金刚经,印摹渐派诸师。小城也许浩劫之后斯文凋敝哲人其萎,遂使我这个竖子浪得浮名。久之,城中人有红白喜事,便辗转托人来向我索写联语,竟有些联语被传抄而谬种流传开去。

现在看来,邻坟庵时期的我,也许是最自在而发愤的一段岁月。其时,以大学校友为基本班底的一拨朋人,相议设立了一个诗社,取为"剥枣"。因建于八月,用《诗经》"八月剥枣"之典。社中同人皆性情中人,极重义气又都不乏文气,大学相继毕业后分散在各个乡村中学执教,显得穷愁潦倒,偏又愤世嫉俗。只有我在城里有这么一套单身公寓,大伙儿周末纷纷从各个乡村赶来雅集。多半是饮酒狂歌,微醉时便讨论读书方面的各种见识。这样一来,邻坟庵反而真地成了鬼市,仿佛时常聚会着一帮牛鬼蛇神在那儿高谈阔论,不免让周边社会为之侧目。剥枣社一直坚持了数年之久,当年的一批同仁现在人各天涯,沉浮不一,但提起邻坟庵,大伙仍不免怀念,那标志着我们共同的快乐时代。尤其对我而言,那种稳定的读书生活,发狂的写作,都是不复再有的了。

在那以后,为了所谓前途,我走出了那个深山小城,结束了我那颇近中古风格的书斋生活。现在想来,竟有些不明所以的哀伤。事实上,那种市隐式的名士生活,率性恣意,平淡从容,高朋往返之间所曾拥有的愉悦和轻松,都是我最适应和向往的生存方式。然而,现在没有了,一切都似乎封存在一座坟墓里了。

三、也是家

时隔数年,一番乱离之后,客寓海南的记忆业已支离破碎,也许是人往往习惯于淡化那些伤心的故事,就象此际的我,南望天涯,空见暮霭沉沉,曾经块垒于胸的那些凹凸往事,只剩得一天星斗还依然如昨了。

没有什么可以不被光阴抹平。在思路的废墟上,对那一年海客的回顾,似乎仅存一间斗室还贮藏着零星眷恋。

1988年夏天,我作为海南建省后第一批引进的所谓人才,分到了该省会的公安局。这一安置的幽默效果,令我所有的故友都不免抚掌一笑。而我,别无选择,因为仅此一处可望得到一间单身宿舍。这在当时,算是最奢侈的愿望了。

而实际上,那只是一户人家的附属房,包含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餐厅一个阳台,就是没有一间正房。多么荣耀啊,在那四季如夏的南方岛城,拥有这样一间可以随时冲浴的卫生间,以及那时刻招唤海风的阳台,我足以在那些流离失所的求职大军面前矜然自得了。然而,令人发愁的是这套接近完美的居室竟没有一个区域可以置放一张单人床,哪怕是折叠式的。最后,只能在那不足四平方的餐室铺上一层地板胶隔潮,然后席地而卧。

就这样,面对高的天阔的海,我又有了这么个栖身的巢。

房虽褊狭,却得天独厚;出门数十步便是南渡江的入海口。每到黄昏,往江边漫步而去,便可望见沧海落日的悲壮画面。而渔归的樯帆如林,泊满了江湾,仿佛打开了无数巨大的折扇。隔江即海甸岛,林木葱郁中掩映着一些旧式房屋,俨然还是渔村模样,并无特区洋场之状。海面上刮来徐徐轻风,吹面欲潮;而沿岸的椰树依旧静如处子,只那凤凰花热烈地摇曳着满枝烂红。

夜凉时分,独自回到小室,冷水浴罢,即可裸裎打坐于地,或依一隅,乱翻几叶闲书。想到魏晋名士"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也不过如此,便不禁哑然失笑。

南迁本为下海赶潮,原不曾想到在那天涯海角做一安分守己的读书人,故而未尝携书前往。到了其处,却发现凡能形成生意的事皆有捷足先登者,身着警服,反觉倍加寒碜。百无聊赖,仍只是躲进小楼,寒泉配食,自命书生了。遂一任旧习,关饷即往书肆,渐渐地又依墙砌起书城来。

之后,内地的友人去得多了,小小斗室竟成了江湖游子的兴隆客栈。相识或不相识的多有慕名或转介而来借一枝栖者,念及同是天涯沦落之客,皆一并接纳,隐然有当年及时雨宋家庄之风。惜乎阮囊羞涩,无法做到樽中酒不空,然而水泡即食面,却不致有断顿之虞。大家乐得有此危巢,免了流寓街头,便戏称为"也是家"。想到人生逆旅,得心安处即是家之理,便借了这句戏言移作斋名。

"也是家"中四壁萧然,别无长物,却偏多蟑螂壁虎。由于只能席地而卧,往往这些尤物便惊扰了许多客梦。不得已,大开杀戒,几至尸横遍野,渐渐算是肃清了"君侧",可以高枕无忧地读书了。

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大兴开发的喧嚣岛城中,人们无往不为商,开口即谈钱,是怎样容忍了我在那些台风海雨的呼啸之夜,去静心地读《夜航船》之类闲书的。当现在再重新翻阅其时在当地报纸上所开的"海客野语"专栏上那些闲文,自觉曾是怎样的不合适宜呀。然而在当时,确确乎是在那邻海小楼上,几卷书一壶酒,压住了心头多少浮躁,也淡化了多少浪迹天涯的朋友的客愁。

那个著名的龙年的清明节,我曾只身独往岛中儋县的一个僻乡中,去凭吊东坡书院的遗迹。想到千年前那个流放的诗人,亦曾艰难地在此穷荒之地筑起一座书巢,交游野老,取火传薪,其乐也并不减于那些游宦神京的日子,便有了异代知己之感。书生命蹇,蓬转萍飘,原是自古而然的。但我知道,在那仆仆风尘中,在那一担行囊里,只要(也肯定)还携着几卷诗书,那么,无论怎样遥远而寂寞的驿程,也终不致于太过难堪了。然而,换个角度而论,一代一代行脚万里的文化人,最终却走不出他的书斋,也实不知是幸抑或不幸?

未几便是惨案之后的辞职,我又不得不悄悄揖别"也是家"了。在那个夏日黄昏,我站在渐行渐远的海轮甲板上,回望南渡江口椰影丛中仍闪烁着灯光的小窗时,不禁怆然泣下。"也是家"终于也毁于一场时代的风暴了,而哪里又是我的家园呢?在那夜色浸黑的海面上,我隐约感到正立足于一片动荡龟裂且在塌陷的土地上,新的流放仿佛已经开始。【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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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歌后遗症

经常有朋友问——坐牢究竟有一些什么痛苦?

为了在祖国普及坐牢知识,我不得不频繁回忆那些往事。结果发现,原来觉得很痛苦的一些待遇,经岁月漂淡之后,似乎并不是那么疼痛。比如挨打,电警棍,体罚等等,再如吃的很差,劳动,按时作息,这些经历在转顾时,竟然并非一件难以承受的事情。甚至时常在叙说中发笑,仿佛虚构的传奇一样轻松悦目。

看来,人对肉体的痛,是有一种自愈能力的。而且,痛苦经历并非陈年风湿老寒腿,不会天阴下雨就发作,没事就来折腾你的生活。

但是坐牢确实不是度假,确实还是另有一些苦楚的。其中之一,我经常告诫朋友的,那就是每天必须唱红歌——这件事,那是相当的难受。没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的,我奉劝还是不要去坐牢。

唱歌要说也是人的天赋快乐,无论红黄,但凡自愿哼哼,只要旋律好,基本无关意识形态的鸟事。但是囚徒的生活是,每天至少要集合排队点名六次以上;每次点名之前必须唱红歌,主要是唱"老三样"——没有某某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和犯罪教训永远要记牢。但是万一遇见一位像某督一样热爱红歌的管教,则会要犯人唱很久才点名。

这些歌就算是音韵铿锵确实壮阳,那天天这样唱多遍,也多半要把人唱得恶心反胃和肾虚。更何况对所有的罪囚来说,这些歌词绝对是反讽,是他们罪恶生活的起点和来源。但是不唱可以吗?我见过最逆反的犯人,那都至少得嘴巴随着旋律蠕动。否则,一天被抽六次大嘴巴,这样的侮辱至少就和被迫唱歌差不多了。于是,还是装着唱吧。

红歌就是这样凭借暴力和强迫手段,深化进人民脑袋的。于是,我看见基本中年以上的人,但凡发病哼哼,出口往往皆是红歌。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酷爱着那些愚蠢歌词。当他们顺嘴叫床般呻吟着"某啊,亲爱的妈妈"之时,转韵就会发出"草泥马"的嘶叫。

一个封疆大吏究竟要愚蠢到怎样,才会迷信政权可以用歌声来维持和巩固?就算穿红杉唱红歌普及整个夜郎了,那就可以自大建国么?就可以顾盼自雄睥睨中原么?本质上,这些歇斯底里发作,都是民间中医所谓的"发羊角风",抽搐抽搐最终还是要倒地不起的。这和那些迷信本命年要穿红内裤的庸众,实无本质区别。红内裤都不能消灾免祸,唱红歌就能让红色贵族世袭百年?想想这些胡折腾的事情,用我们老家百姓的话来说——不是屁眼痒的人那是绝对想不出来的。

当年那个叫嚷"万山红遍"的伟人已经衰了多年,这个原很扭曲的时代本应继续完成"去毛化"的使命。今日之底层草民出于对贪腐不公的仇视,而天天怀毛唱毛——这种以矛攻盾的发泄——倒也可以理喻。可是那些君家老爷都差点死于毛厕之人,现在却来借尸还魂天天歌颂一代祖龙,这究竟是数典忘祖还是天心难测呢?

其实我辈中人,也多是习惯了红歌的。从前一帮老鸟没事也爱去歌厅三陪,去了就只会唱老歌红歌,唱得小姐坐台如坐牢。某夜我们一行又去,小姐夹道欢迎时交头接耳低语——嗨,这帮只会唱红歌的老傻逼又来了——我们顿时脸红,从此再也没有勇气去腐败了。

话说回来,既然在监狱可以强推红歌,那在我们这个社会也这样普及红歌,从逻辑上说并无不可。因为管理方式,其实很多时候都一样。既然不唱就有可能挨耳光,那全体公务员还是继续唱吧。重庆以前的陈然烈士曾经说过——高唱凯歌我们将埋葬蒋家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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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2010国际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大奖获奖致辞

一本书蕴涵一个时代几辈人的命运,其苦难和悲剧性又建立在完全没有虚构的基础上——我得说,这是拙著《江上的母亲》散文集得以存在的唯一价值。

文学的美感往往来自于作者奇妙的想象,事实上,真实生活的残酷和奇特,都远远超乎作家的创意。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故事,没有不可能产生的离奇荒诞和凄绝。因此只要敢于忠实地记录民间历史,其文字就一定会具有沉重的分量。

六十年来大江大海的暌隔,也许题材和语体都渐已陌生;但是痛之于心正如味之于口,我深信两岸皆能感同身受。也因此,即便本书是我的处女作,也依然能唤起无数华人的悲悯和同慨。

感谢书展基金会,感谢我所陌生的诸位评委,感谢南方家园出版公司,感谢刘子华女士与阿渡先生。没有你们的发现、推荐与垂青,我的寂寞写作依旧是难以付梓于世的。最后我要说,与张爱玲王鼎钧等先生一起,分享本届书展的大奖,是我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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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川赋

【这是被读者揭发批评过的一篇应用文,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贴出来接受拍砖。因为故乡情结,因为故乡的亲朋瞩望,我还是希望那个确实偏远的地方,能够被更多的人了解,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去游访那个穷山僻壤。美化自己的故乡,似乎是多数人皆难迈过的情关。不能免俗,聊复尔尔,尚乞读者见谅。谨按】

荆南重镇,鄂西雄关;土苗边城,尊名利川。河山横断,北枕峡江夔门之险;风物卓异,南控潇湘武陵之源。巴人祖居,西邻涪万峻岭;楚国故地,东下江汉平原。天接湖广以远,南北植物交汇;地托云贵之高,东西经济界连。人文介乎蜀楚,民俗肇自夷蛮。名城美誉,几冠西部;银盆雅号,不输中原。

水谓清江郁江,数百里溯源及此,吐翠漾碧,润泽东南沃野;山名甘溪钟灵,拔千仞鼎立其间,孕玉藏金,护佑古今遗贤。鱼木寨船头寨公母寨古寨联璧,危崖孤悬,仰瞻先民拓土之艰;腾龙洞水莲洞玉龙洞奇洞串珠,仙宫密布,俯探天工造化之玄。大水井国保古建群,画栋雕栏,犹见当日富贵;星斗山华中植物园,瑶树琪花,重现远古伊甸。更有佛宝入云,悬湖深渊浣星月,幽雅掠美天池;还看卧龙吞江,伏流暗涛腾蛟鳞,奇幻应胜龙潭。齐岳山比岳连云,苍茫高原草场,屏障三楚;大峡谷如峡剖地,险峻南国胜境,分野九天。马鬃岭纵马百里,英雄出入草莽;雪照河赏雪三冬,美女浣洗红颜。

上古洪荒,青史难鉴。山海经传记巴国,后汉书载郡巴南。五姓选王,约法清江之畔;廪君立国,定尊夷城之巅。土船开疆,图腾永祭白虎;女神示爱,缠绵曾许鱼盐。周讨商汤,吊民伐罪,犹借巴方之旅;楚争蜀渝,穷兵黩武,常扰板楯之蛮。国土不可私割,蔓子豪言,声震荆楚宫殿;头颅足以相许,将军烈血,碧染都亭山川。晋建南浦,宋立龙渠,正史依稀可辨;朝歌下里,民擅竹枝,乡音绵延犹传。哭嫁跳丧,耕播亦尚歌舞;穴居崖墓,生死长寄云天。野性天然,历代皆宣抚土司;民风敦厚,雍正始委任流官。元明隶于施州,清初建县利川。辛亥首义,乡贤躬与;共和建国,烈士身先。丙寅年撤县建市,鸿图再展;土苗汉同心共荣,骥足加鞭。

甘苦六十载,荆途崎岖,改革奋进,欣看僻乡春现;方圆八千里,山水形胜,励精图治,重谱边地诗篇。生态名区,冠绝海内;避暑凉城,溢美宇寰。伯夷采薇,已遍红陌;季鹰怀莼,尽现青田。坝漆与黄连争艳,天下首选;珙桐偕水杉齐寿,亘古独先。生物礁,石膏矿,丰富宝藏;天然气,水风电,广大能源。优质烟叶缀绿野,三农解困;富硒茶品煮碧波,五洲养颜。俚曲龙船调,唱响音乐圣殿;土舞肉连响,跳进非物遗产。新城半岛,环滋曲水;古镇都亭,平临丘山。公路铁路俱高速,沪蓉长贯;施州万州皆机场,左右比肩。礼俗和睦,蛮荒未必落后;区位经济,后发可以超前。今曰名重西部,古谓利涉大川。故乡远望,三生有幸;心香遥祝,万家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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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1947年毛泽东的元旦社论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节选】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现在是一切国内外敌人都被他们的悲观情绪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唉声叹气,大叫危机,一点欢乐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冒险地发动战争,因而落在他们自己布置的陷阱里。……

……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一九四七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其中说:"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不同了,他们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群众,他们已经完全孤立了。……

……他们之所以敢于冒险,不但依靠他们自己的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们认为是"异常强大"的、"举世无敌"的、手里拿着原子弹……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企图在将来,在遥远的时间内,有一天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败民主力量。这是一个狂妄的计划。全世界民主势力必须打败这个计划,也完全能够打败它。……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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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遇罗锦读野夫

【在自家的博客转帖别人的表扬,难免要被讥刺。只因作者是素昧平生却尊敬的前辈,作者最后的慨叹也是吾辈的想望。在此新年元日,转载于此,既是对那些前辈自由写作者的感谢,也算是我们对来日的共同祈愿吧。敬请读者见谅耳。】

"很好的书."——纽约忙人胡平忽来一信, 仅四字; 比起他经常的"一字信"来, 这已算是很长的信了。

打开附件, 见是野夫的散文集:《尘世挽歌》。

我原对散文一向不太喜欢, 很少有能感动和吸引我的, 谁知这回呢? 但胡平说好, 定不会错的. 先将大作存档, 再编页, 近于中长篇了.

看过三位作者的序言之后, 便读正文. 第一篇"江上的母亲". 一开头就把我的心揪紧揪痛了: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须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是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像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当我流着泪把它看完时, 我不以为野夫写的是他的母亲, 而是我心深处自己的母亲; 或许更象我自己本人——那样的刚强怕麻烦人的性格, 那样惨痛的生活环境…….我相信无数读者都会有同感.

直至今天, 我的母亲已经去世多久了, 我总想写一篇深沉厚爱的祭文, 可我不敢触碰的心理, 就和野夫的一模一样. 我知道无论怎样写, 也道不尽我真实的内心感受, 因为我的笔太笨. 而野夫终于写出了, 终能有所安慰罢; 可我却不知何年何月…… 也许, 就算他再写一百篇也不能感到释怀?

悼念故友李如波的"别梦依稀咒逝川", 刻划了一位杰出的却不能溶于社会的青年. 他以书为恋, 见解深刻, 我行我素, 被视为"怪人"和"疯子". 在一贯的愚民政策的愚民浊海中, 终被淹没.

这正象我少年时, 站在哥哥那间黑又潮的小屋里, 环视着"书房写作兼卧室"的四壁, 心里越佩服他, 就感到他越不会有好结果. 有自知之明的哥哥, 一定早就对自己的命运十分清楚. 他和李如波所不同的是: 他杰出的童年打下的奠基石太结实了, 已溶入血液中. 所以他去作划破夜幕的陨星, 而不去自杀.

然而, 多少杰出的人都走的是李如波的路呵. 在中国, 杰出的人有路吗?

"残忍教育"——这本该全民讨论, 大书特书的社会问题, 本该中国的教育体制, 教育内容完全推翻和重建的现实, 现在由野夫果敢尖锐地提出了.

如每一篇佳作那样, 他通过生活中的细节和人物, 来阐述他的看法. 是呵, 长久的愚民政策, 造成残忍和无爱的世界. 人们只说道德风化败坏, 犬儒主义, 却不懂得什么是爱, 更不懂得什么是真爱和大爱. 人们不深究也不去想: 爱的化身遇罗克, 他的大爱是怎么形成的, 是哪里来的?

"地主之殇", 道出作者匪夷所思般的家世——全家因地主出身而毁家灭门, 父亲却是共军土改剿匪的英雄. "童话"般的人生现实, 却又含着它的合理性, zg用"出身"制造着对人性一代又一代的摧残!

人性被摧残, 随之一起被摧残的, 是对大自然和故乡的彻底破坏与毁灭. 作者深情地怀念着故乡, 描绘着故乡的一草一木, 描绘着故乡的温馨和人情的感动.

对于故乡的思恋, 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复存在了, 人们早就没有故乡了. 因政治上的被迫害和生计上的流离, 人们不再知道故乡为何物. 而作者对故乡的一往情深与苦苦的怀念, 让那些失去故乡的读者扪心反问: 我的故乡呢? 为什么我早就毫无感觉了? 而在野夫的笔下, 他故乡的山山水水, 习惯风俗是多么美好动人呵.

"挽歌"和"尘世"的共二十篇散文, 没有一篇不催人泪下的.

"闲话王朔", 由野夫的笔端, 描绘出与人们贬意完全相反的, 一个可贵可爱的王朔, 是让人感动得落泪的. 我尤其喜爱这篇佳作, 大约自己一向被人们贬来贬去, 所以与王朔同病相怜吧. 就在读者幽默会心的微笑中, 却发现了王朔一颗金子般的心.

连野夫笔下的小狗球球, 也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有血有肉有性格; 那围绕小狗的三位被"盛世和谐"开除了的"怪杰"——野夫, 廖亦武和余世存的友情与生活, 亦令人感叹不已. 而小狗球球, 与这三位我行我素的边缘人, 注定不能安享轻闲, 丰衣足食, 儿女成群, 最终的结果, 居然象野夫的母亲和李如波一样在人间蒸发……

这也叫散文吗? 读过之后的几天里, 我一直沉浸在对作品的回味中, 沉浸在文学的享受里不能自拔. 我只想一读再读.

这与其叫散文, 不如说更象纪实小说——性格不一的灵魂, 细腻的心理描绘, 深刻独到的见解; 作者学养的深厚, 优美奇妙的文字; 作者那博爱自由的心怀, 悲天悯人又谦厚的性格——如此出色的作者与作品, 在中国高唱"改革和谐"的钱与欲的浑潮中, 真真如凤毛麟角!

我给胡平回信: "好书啊! 再有好书千万别忘了我! 怎么四川湖北湖南尽出能人哪? 是否和辣椒与山水有关系呢?"

我象往常一样, 主动地在我的博克上给我敬佩的作家做链接, 这才发现, 野夫的文集上写道: 他的"博克已被注销了"【注:已恢复】. 我愣了; 更感到我有责任为这部优秀作品做宣传.

所有的好书, 好文章, 不是都只能在国外出版和发表吗?

杰出的人们, 出路在哪里呢?

言论自由的一天, 何时会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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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别凶年

2009年开篇的文章《球球外传》中,我曾经预言——这也许注定是一个残忍的年份。此刻,365天即将过去,看来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

圣诞节的审判,为我的预言添上了最好的注脚。南京的郭君,成都的谭君,甚至重庆的律师,都在为这个凶年旁证这个时代的诡异。

自古江湖帮会大佬,家中不供兵器而供礼器,因为刀兵不吉。这一年,我们看见了和谐社会的刀兵炫耀——多么辉煌的生日啊,令整个国家充满凶气和戾气。我无法想见明年,还会重见一个礼俗和睦的社会。

岁暮的诸多见闻,令我无言,令我失语,我不知道我所祝福的祖国,何时才能走完这绵绵不绝的凶年。

感谢各位读者,愧对你们,因为艰难时事,我们这些所谓的文字立命者,竟然更多的只有沉默——迅翁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相信,吾与汝偕亡的日子正在来临。最后的一天,我还是要沿引迅翁的话说——自觉不曾偷懒于旧岁,故而也无从振兴于新春……我在生活,我还将生活下去。

我们这一代的幸运有可能是,正在见证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到来。为此,遥祝大家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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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四章

一、灾区行吟

 

百转江湖已倦游,孤灯客馆赋离忧。

潺亭一枕涛声碎,云盖双江帆影稠。

半夜酒酣常掬泪,满心梦断也捶头。

呻吟大地动摇仍,哀我苍生苦未休。

 

 二、时事杂感

 

万方无罪罪神京,百朽红朝看陆沉。

千古前凶畏后史,廿年旧血渗新痕。

宪章废尽党章在,天祸来频人祸生。

四代英明皆僭主,九州放眼几公民?

 

三、哀中国

 

只共无和号共和,屁民中国奈若何。

独夫不惧千夫指,一党偏忧多党磨。

新政折腾皆旧政,挽歌得瑟变朝歌。

八方野火吹将起,死水掀翻万丈波。

 

四、央视大火

 

祥云火炬变身烧,盛世文章笑尔曹。

欣看伟光付丙燹,何期梨枣祸僵桃。

一裆铸谎天行割,十亿蒙羞人肯饶?

坑灰未冷阿房再,平野星灯燃正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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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冠六咏【坐牢基础知识】

一、自省【判刑前要在号子里面壁禁闭很久,这是最难熬的时光】

中年生世似逃禅,面壁澄怀学闭关。
万念虚茫春自远,一灯昏昧夜难眠。
孤心孤影复孤梦,半鬼半人还半仙。
宠辱无惊存槁木,乾坤著我一蒲团。

二、下队【判决之后下放到劳改队,要先进入入监大队训练,学坐牢规矩】

才脱樊笼又入监,人生何碍历重关。
作枷始信扛枷易,失路方知行路难。
才士挥毫好扫地,流氓洗手学参禅。
去留遇合皆逆旅,穿透沉霾识泰山。

三、落发【这个时候开始,必须每月剃光头两次,以便身份识别】

冷日凝云欲雪天,青丝新剪拟寒山。
三千烦恼咏飘絮,一二刀痕留劫斑。
天下头颅存几许?老夫心事少若干。
几番摩顶临池照,打伞沙弥忍俊难。

 四、扫地【新犯人每天要早起扫地,直到再来新人替代为止,此乃江湖惯例】

黎明即起扫庭除,舞动东风还自如。
污秽常拂余净土,灵台勤拭比明湖。
能清斗室即堪恃,便扫乾坤应不输。
俯首沉心如运笔,一空六合似微庐。

五、磨刀【我最初分配在厨房,算是照顾。黑话叫:不怕刑期长,只要进厨房】

细挑顽石将磨刀,送去移来锈迹消。
百炼精钢耐砥砺,几弹利刃试推敲。
池边老妪金针喻,袖里霜锋铁腕豪。
岁月如川石上过,秋风草野隐黄巢。

六、切菜【每天要负责一千多人的伙食,切菜是练刀功的机会,几十人双刀齐飞,煞是壮观】

朝闻鼙鼓动刀砧,骨肉根苗刃下分。
处囊何由识利器,执柯无碍作庖丁。
头颅孤掷武行者,日月双飞一丈青。
运斤成术及锋试,它日屠龙正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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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祭聂绀弩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首发座谈会散记

现当代一百年来,新文人却以旧诗名世,且一刻二刻再三刊印历久不衰者【还不包括民间的多种私刻本】,唯聂公一人。

我读聂公三十年,萧条异代,无缘师从,但内心深处私淑崇敬的楚天文士豪客,非聂公莫属。这个从京山小县走出来的祖辈人物,一生诗酒猖狂,半生冤祸惨烈。其天纵奇才,其旷达幽默,其宠辱不惊——从任何一点说,他都是我和许多人的精神导师,是暗中渴望来世追陪的伟大父亲。

因为这样积久的仰望,当我的同代书商朋友尚红科,再次推出聂公三卷本的旧诗全编之注解集评本,并相邀座谈时,我自当欣然前往了。

 二

孙郁兄主持的小会,赫然坐着沈公昌文诸名士,李慎之胡风等前辈的后人也来了。刚开始发言,九十三岁的李锐先生竟然驾临,大家起立,表示对这位刚直敢言的老人的敬意。我知道,他已经很久不到江湖行走了;此刻冒着时代酷寒的临场,是为他一个布衣之交的耿耿深情,同时也必定是他物伤其类的如鲠孤怀,到了不吐不快的时候。

锐老发言果然不同凡响,在简短回顾他和聂公流放北国深陷大牢的遭遇之后,他说他最近纪念耀邦先生的文章就叫——不做奴隶,更不做奴才,而胡某乔木就是一个天生的奴才。他还说某党从来忌讳谈与人相关的词汇,人道人格人性人情都不敢讲。用四个字形容这个党,那就是无法无天。我为老人的如此放言禁不住鼓掌喝彩,他最后的结语说——民主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大家终于集体鼓掌了。

我隔着沈公近距离地观察着这个老人,想起我所写的《组织后的命运——大伯的革命与爱情》这篇至今未被人重视的纪实报告,内心感慨万端。大伯这个曾经和他一起组建"青年救国会"的老地下党,一生含冤抱屈寂寂无闻,最后看着这个欺骗背叛了他们那一代理想的国家,充满悔恨地死去。锐老还有机会和平台,说出他们的真话。更多的那一代为民主理想而选择反蒋的青年,却最终在自己打造的牢笼中,像聂公和大伯一样默默凋零。

 三

1920年代的江汉大地,和聂公前后走向广州投奔黄埔的三楚儿女,还有林彪以及我外祖父等人。他们都曾怀抱救世之志,投笔从戎以望匡扶天下。林彪自不待言,作为低级军官参加反叛的起义,一度位极人臣之首,而最终折戟沉沙惨死异乡。聂公也曾授衔国军少将,后来却选择中立而成为左翼文人,左翼窃国之后,他竟然被先打成右派,再为朋友所陷害而成为反革命,最终却被视为国军高级战俘而获特赦,否则还将老死囚窗——历史真是跟这一代人开了一个巨大且惨不忍睹的玩笑。

当然,我外祖父的命运也在劫难逃——他选择了效忠老校长蒋公的立场,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内战烽火,最后以少将之身而饮弹在故乡土地。他未能成功撤退台湾,但好歹他的名字还能进入彼岸的忠烈祠。从这一点来说,他比他的那些同乡学长幸运,他至少得到了他那个阵营的尊重。而聂公林帅这些前辈,至今却仍被他们自己选择的阵营所遮蔽诬陷着。

八十年之后我再来回眸那一段悲辛历史之时,我仍然能感觉到造化弄人的残酷况味。他们都曾经是荆楚大地上的人中龙凤啊,彼此没有仇恨,渴望共建民主富强之邦。何曾想到会被那些外邦传来的邪恶主义,而弄得剑拔弩张自相残杀,以致连带炎黄子孙几十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四

说到聂公的被朋友出卖陷害,沈公发言说——在他们那一代,哪里有出卖一说。党教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甚至还视为荣耀。他刚参加工作,党就要他警惕远离聂公等出版社的同事,要他监视某同舍。他也写过很多监视报告,党对他的唯一奖励,就是握着他的手说——组织上是会记得你的。

他那时是社长王子野的秘书,先是社长布置他监视谁,最后还有更上级的人布置他监视社长王子野。大家哄堂大笑,锐老插话说——延安时期派给博古同志的某秘书,就是监视博古的。这时,大家毛骨悚然,各自打量着身后的记者旁听群,再也笑不出来了。

我发言说——没有特务政治,就没有聂公的诗词传世。聂公死了,聂公所处的那种时代不仅远未消亡,甚至愈演愈烈。也因此,当世已无聂公的风骨,只要看看法兰克福书展上的诸多精英文人的表现,就可以料知广陵散已成绝响。

我还想说更多,但是深知这一话题的难以为继;望着窗外的冰封世界,遂如寒螀噤声了。这个奥巴马抵达的日子,想起聂公的因诗入罪,想起朋辈的因文因言获罪,甚至还有因号召在某个日子献血而待判的人们,我的心确感刺骨寒彻。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唯一的拯救来自于我们自己。

这不是一场秘密聚会,在大学召开且记者如云。我见到了老友解玺璋,止庵等,还见到了传说中的网络大侠五岳散人和十年砍柴,还有媒界的几个小友。

世说新语中说——某日嵇康在树下打铁,山涛奉命而来。嵇康视若无睹,山涛无趣欲去。嵇康始询之: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山涛答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样的时代,确确乎近于晋末之世——是只适合饮酒及服药的。只是那些遥远的魏晋风度和文章,也许在某些角落,可能还残存几许了。

聂公诗曰——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我不知道前后为本书作序的胡乔木和王蒙先生,究竟是怎么看这些滴血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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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如波兄

【关于李如波先生的故实。详见拙文《别梦依稀咒逝川——悼如波兄》,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我才重新开始写作。下面的这几首诗,是在牢房惊闻噩耗之后所写。十年后我才找到他的孤坟,拜见了他的白发老母。一晃又是数年,遥念故人,依旧不胜唏嘘,翻出这些断章,聊供相知者点评】

 

 

哭如波兄1994.09

甲戌中秋前,惊悉故人赴水自沉,连日伤悼不已,唯成数律祭之。

平林坠日怅秋风,芜野新霜掩鹤踪

托体寒江肠九转,寄哀孤鹜路千重

遗编谁识卡夫卡,洁士余怀范爱农

阅尽沉浮悲宿命,从来碧水葬诗雄

萤窗伴读河桥边,君子生平太苦寒

志在丘山能远市,谊兼师友已忘年

胸罗经纬惯独立,头枕琴书常醉眠

哀我它年脱网去,偕谁对饮说庄禅

同学当年君最贤,性情孤介讷于言

潇然提笔泣神鬼,偶尔填曲动地天

与世相违多白眼,藏锋不露总青衫

濯缨终究绝尘去,洗尽烦忧到九泉

曾忆当时从学诗,少年志向只君知

高超风度比稽阮,敬畏心情如父师

终日相斟无一语,半生独处课群儿

尝云晚岁偕林隐,孰料笼禽归已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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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余世存《进行时的中国审判》

【这是世存兄早已写完的雄文,我的讨熊事件只是这篇文章的一个药引子。他的立意更高,更正义凛然,更大气磅礴。虽然行文略长,但我相信喜欢的读者,会觉得酣畅淋漓意犹未尽】

 

当野夫兄跟我说,他要把他跟熊召政的恩仇写出来,国恨家仇,以清理我们中国人的当代经验。我内心里的期待难以言喻。他很快把文章发给我看,我看后叹息着对自己说,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这一天来了。

我期待过文明的即时裁决,中国人当下的复仇审判。四五年前,我在不少场合说过,清算审判的意义。我希望,所有文明世界的华人们,有义务寻找、组建这样的法庭,所有中国的公检法机关,有义务勇敢地承担这样的审判功能,所有关心中国进步的世界人士,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法理智慧,从而使当代中国发生的一切罪恶都能得到审判。

我当时写过这样的句子:"对江、鹏等人的审判自然不用多说,对待打死孙志刚的凶手应该控以反人类罪,对待真理部的官僚应该控以反出版自由罪,对待镇压某功等信徒的凶手应该控以反宗教信仰自由罪,对待李希光这样的凶手应该控以反言论自由罪。所有这些追惩清算必得实现,所有这些警察、教授、士兵、医生、官吏,在他们离开体制庇护的时候,在他们跑到成人世界招摇开眼作访问交流豪华旅游的时候,都应该有受苦受害者及其代理人进行起诉。"

但我的希望似乎遥遥无期。中国人习惯忍受、苟活,以待将来。似乎"将以有为也"。所谓"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文明转型的国家政治似乎也证实,只有在国家政体改变之后,对前一时代的罪恶才能得到清算。

但就是这个清算问题,至今困扰着我们的知识人。曾经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大陆中国将会实现自己的民主,曾经所有的中国人期待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大陆民主的实现,但中国人对这一民主转型的状态和后果猜测多年,意见分歧。渐进还是革命?一党还是多党?和平还是暴力?

手术无可避免,甚至手术早就开始。但对中国政体的手术,至今参与者不多,清议者多、旁观者多、做秀者多。三十年的改革,对中国专制政体的修修补补、让中国付出生态、世态、心态的高昂代价,换来行尸走肉般的苟延残喘;已经让做秀者们无聊,让旁观者们绝望,让清议者们无趣。

多回避手术的中国知识人至多议论一下中国的难题。即中国一旦获得了民主那清明的理性,将不可避免对昏愦蛮横状态的黑恶进行清算;而犯下罪恶的人,其实是中国最有权势、资源的人对这种复仇、审判也心知肚明,他们因此要么阻止中国的民主进程,千方百计保持"中特"专制政体,要么狡免三窟,做好退路。由此中国的民主很难实现。因此,不少人甚至出主意说,要实现中国的民主,清算是万万不能的,不如先把话说清楚,现在就应大赦天下,实现宽恕和解,对一切偷过抢过骗过杀人过的罪恶实行赦免。据说,非洲的图图主教就说过,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清议辩经似乎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生体验。因为说到和解,知识人又说,谁能代表受害者表示和解。而且没有真相,怎么就先来和解。没有清算,怎么就谈起赦免。知识人为此难题唉声叹气,中国的民主转型看来是难解无解的。喜欢体验的中国人则说,看来他有生之年是看不到民主中国了。观察细致的中国人发现,就在中国知识人装模作样的时候,中国的专制政体似乎如打了鸡血般,再一次亢奋起来。权抢钱私有化的阶段到了尾声,人们期待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兼并斗争并未有什么成效,人们期待的钱买权民主化的黑金民主也并未实现,反而中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钱买权官家化、商业伦理官家化、知识圈子和大学官家化的现象。专制中国在世界面前不知羞耻地作威作福,作践自己的人民和文明的价值。

 

二.

体制在中国社会享有豁免权,一度有如当年的革命、有如当前的改革。一切的罪恶,都假之体制发生,是谓合法伤害权;一切的罪恶,都假之体制而心安理得。是以反右的受害者、文革的受害者,除了痛陈自己的受害,就想不起说点儿别的。而那些灾难罪恶的制造者、那些当年的成功者和合伙人,除了归罪于体制归罪于上当受骗,就想不起说点儿别的。那些罪恶中人,无论是犯罪还是受罪,他们除了在安全地带羞辱一二弱势的个人,更不会想点儿别的。

中国知识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度提起过"忏悔"命题。这种要求别人忏悔的正义,除了行动本身的高调,并未深思我们中国生活经验的罪责和伦理。因此,要求余秋雨,一个在中国社会混得如鱼得水的戏子文人忏悔,并未起到什么效果,也未得到知识界的支持(倒是外媒替知识界说出来了,余秋雨乃"中国文化的羞耻""在中国文人中素有渣滓之称")。反而要求迟暮的舒芜忏悔,获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一些知识人甚至把舒芜的忏悔看作是一件大事,似乎只要有一个人比如舒芜忏悔了,大家都曾置身其中的罪恶的毛时代就算有了一个交待,毛时代就算过去了。

这一要求忏悔运动反证当代知识界的危机。较之毛时代的北京知识人称说舒芜先生为"无耻"、说郭沫若为"四大不要脸"之首,当代的知识人似乎更少了知识的尊严感和认同感。这也难怪今天的知识人多以当学官、商儒、明星作家为荣,难怪"建设中国学术规范"的努力无疾而终。从知识的演进来说,当代知识人本应在裁决了"无耻"、"不要脸"之后,深思中国人的罪责,实施更高层面的审判,并跟大众一道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手术尽一份力量。中国手术也许难有哈贝马斯所说的"精确制导"医理,在化疗、开膛破肚、脱胎换骨诸项选择之间也许难以抉择,但中国手术确实需要知识界提供安慰、提供思想资源。

因此,中国人的审判一直在低端进行。比如我们说余秋雨是"糟粕",说某个官员无耻,某个商人不要脸,但宋朝人就为他们找到了有滋有味的活法儿:"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无论无耻文人、商人、官员是否听得到大家的骂声,他们听得最多最经常的还是恭维。比如新闻界出版界的记者编辑仍会吹拍余秋雨,更不用说,官产学三界中对他们任何一个领域里的无耻者的奉承。换句话说,只要他们的亲友,以及朋友的朋友仍接近他们,而不能显示自身的正义品质,他们就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混下去。借用鲁迅的说法儿,只要他们的亲友的亲友以及更多的人将他们围得水泄不透,社会舆论对他们来说就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就仍是可以横着走路的"猛人"。

中国人的审判一直在低端进行。民众的复仇、清算,比如将北京某林业部门的官员堵杀在家里,比如杨大侠只身一人痛杀上海六人,比如网友向某商人吐上千万口唾沫……

更不用说一些朋友称道的维权,不过是下跪般地讨说法儿,求对话,想商量。其中也有算账之说,但这种算账根本不是清算。即使如此,轰轰烈烈的维权风骚都没领到两三年,就散场了。有办法的暂时继续坐稳自己的奴隶位置,只有无望的民众个人,承受或不能忍受地走上一条本能之路,个人复仇、上访、无望地跪求中国的官产学精英,或者,如生灵般叹息,皈依基督、佛祖……

 

三.

从最乐观的一面观察,中国审判正在进行。

我在胡先生上台之初,曾经撰文指出中国社会乃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这种命名、审判一度让很多朋友不安;因为据说按政治学理论,法西斯政体几乎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如无外力挤压,这种政治形态很难垮台。我自己也一度承认次法西斯在治理技术上是后来居上于法西斯,但我不认为它比其他的专制政治更稳定。相反,对比全能社会、法西斯政治来,次法西斯社会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正义。

尽管前腐后继,但仍有数量惊人的官员得到了惩处。这种惩处的形式也是多样的。比如由江湖侠客发现了官员家的上千万脏款,而将其身心带入一种紧张不安的状态;这对多得三高症的中国官员来说,是一种不小的折磨。比如苦主,代表冤苦无告的中国人民对贪腐者实行"制裁"。比如贪官如鼠,逃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被引渡回来,或者提心吊胆、改头换面地做一些赌场看门人、农场砍甘蔗者这样的简单工作。当然,更严重的惩处,是他们被双规,一种自家人发明的据说比朱元璋的"剥皮"还要残酷的刑罚。双规者没有不开口的,其中连及妻女者多多,妻子自杀,女儿疯狂……想到这些官员正卷入有史以来最严酷的福报游戏而不自拔,实在让人叹息,他们享用的中国威福确实空前也可能绝后,但他们为此必经的报应也确实令人叹息。虽然,无论双规,还是陈希同、陈良宇一类的地方诸侯被羞辱被审判,我们都应该公正地说,那些报应都是违法的;但我们中国人似乎如猴子一样乐得看到同类的惨祸。

商人们的报应同样是惨烈的。在大陆投资的香港商人一度联合要求获得某种程度的关注和保障,他们在控诉中国机器开动起来要吃人时,说自己比窦娥还冤。中国人谁会相信这些商人呢?话说回来,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身份的比喻还是很形象的,他们说自己就是猪,官员养他们就是为了在适当的时候杀他们。

知识人的状态似乎也好不了多少,包括那些治国的专家们,都风光一时,也寂寞一世,耻辱二世三世。那些贪腐的知识人,将自己手里的一点存货当作奇货至宝,比如这个人懂小学、诗词,那个人懂哈耶克,这个人是三农问题专家,那个是健康专家,……他们就可以信口开河,为所欲为,如官如商地在中国社会横行。但对他们的惩罚也是最羞辱的,他们在符号世界里安身立命,但突然他们成了抄袭者、傍大款者、向权力下跪者、浪得虚名者、生活作风不正者、审美趣味低级下流者、不左不右不政治正确者……一类的符号。他们中的无耻者固然还在作态,但稍有良知或洁癖者是沉默了。最早是诗人们不敢说自己是诗人,有一点写诗的爱好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后来,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大师都成了骂人的词,估计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轻易地对外人说他的父辈某某某是文化人了。

我跟不少读者分享过这种经验,我说在我们社会,没有人会享用五年十年前的知识、财富、权力。当然,我当时强调的是社会变化太快的一面;现在想来,我更应该强调这种社会报复以及中国审判的一面。那些拥有货币资本、权力资本、符号资本的人,如果不能平常地看待自己的福份,就会在三五年之内享受比福份要大得多的报应。是的,"春秋大九世之仇,小雅重宗邦之义",网络时代、次法西斯社会则把这种审判提到及时的程度,正义及时兑现,并施及罪恶者和他们的家人亲友。

 

四.

遗憾的是,在这种中国审判的进程里,知识人多是缺席的。积极主动参与中国审判的是中共的纪检委、反贪局,是真正的中国网民,是志愿者,是走投无路的苦主,是江湖侠士……因此,无论是面对国家机器犯罪,还是面对官产学精英的犯罪,在我们这个专制社会,缺少有效的法理,缺少足够的思想资源。

因此,当下的中国审判有不少缺陷。如前说,这些审判多违法,无论是双规,还是国民自身的复仇。更关键的在于,专制时代的新闻舆论本不具有社会正义的共同体意识,它们报道官产学遭殃的事,只具有个案的意义。因此,这些清算、复仇的个案还无能走到必然的效果。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这个资讯如此发达的社会,矿难也好,狱中横死也好,飙车杀人也好,虽然都遭到法律和道德的审判,但这些犯罪却又此起彼伏,犯罪者们几乎没有创新意识地重复前辈们的犯罪方法。这些现象,在在说明中国审判的威力还不够强大。

我们再以知识人为例。李辉先生揭出文怀沙大师的老底,章诒和先生揭露出黄苗子、冯亦代等人的告密行径,虽然让不少人大跌眼镜,但很多人以为只有这几篇东西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虽然并不如烟的往事和老者,对我们的时代不具有智力的挑战或生存的示范;他们甚至不是猛人,而只是我们时代的点缀。如果知识人的伦理不能从当下情境出发,那么我们当代的或沉默或喧哗的文人似乎还会无行下去。

熊召政和野夫当年算是文友,熊召政的叛友、设局告密让野夫和野夫的朋友受尽苦难,不到三十岁的野夫蹲了几年大牢。在野夫坐牢期间,他的父亲病死;在野夫出狱后,他的对社会绝望的母亲自杀……十几年来,野夫兄仍为中国的官家监控、蔑视、侮辱,他在打工生活中造次颠沛,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老友熊召政。这也是我当年再三感叹的,每个中国的官产学精英,都有上十百千万双眼光盯着,都有无数的人心惦记着。这就是中国审判的社会基础。

而熊召政也在中国社会官产学三界出入自如,红得发紫。湖北省的第一儒商,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湖北文联副主席。中国人常说的,"邦无道,谷耻",熊的成功已经够让未来的民主中国启动清算审判机制了;何况熊是一个告密者、一个叛友者,他今天跟野夫兄的生活是天上地下。确实,专制国家有不少国民要做线人,要配合政府交待情况,但只要人民驯服之后没有给当事人以危害,没有从官家那里得到实惠,他们的一时配合就仍是可以谅解的。那些得到好处的走狗则必得审判,社会舆论责难余秋雨、成龙等人,原因就在于此。这就是中国审判的道义基础。

在野夫兄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汉语的力量。生气、昂扬、理性……笔则笔,削则削。比如他提到了狱中以及出狱后,熊召政仅有的两次对他和狱友的照顾,400元,1700元。可以说,野夫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们的汉语审判传统。但野夫兄远比孔老夫子要丰富,他的叙述也揭示了自身的状态,一种坚实的人格,一种可堪慰藉人心的汉语才情。读野夫兄的文字,我们可知"春秋大九世之仇"的当代含义,我们可以理解汉语、中国人仍有足够的才思使"乱臣贼子惧",仍有足够的力量教人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这就是中国审判的法理基础。

因此,跟我预料的一样,野夫推进了章诒和等人的汉语知识的自净运动,假如我们可以称这是一场运动的话;更重要的,野夫使进行时的中国审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是自觉的阶段,有理有力有法的阶段。我们不指望民主之后再来审判,我们指望这种审判给我们和后代一个交待。只有这种审判存在一天,文明就仍然存在。

这一天来了。

 

五.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野夫的文章外,余杰先生的致胡先生公开信也堪称中国审判的典范。比起野夫的个人经验、自我裁决来,余杰先生对胡先生的提示几乎是"义正辞严"。

在我看来,余杰先生的审判几乎是回应李慎之先生的。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里劝告过、审判过中共及其党魁。余杰先生则同样劝告并审判了中共及其党魁。当然,江先生不会明白李慎之先生的话。因此,小丑戏子下台,没有人喝彩了,也许当年的"猛人"可以理解自己一生的表演。事实上,如他自己所知,审判还未结束。

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历史上的欧洲国民都知道自己的专制君主是一个笑话,除了君主自己不知道。这样的话似乎可以移用今天的中国。当然,考虑到中国人民的素质,我们可以说,除了君主、猛人及其周围的人外,所有的中国国民都知道他们只是一个个的笑话。

我乐意跟朋友分享马克思的话——"人们曾一度错误地希求国王会表示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但是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想想当年胡温上台时大家的愿望和思想)

"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的一个人物。"(所以余杰先生要给胡写信,所以胡曾入选影响当代的人物)

"在原有的基础上消灭庸人国家的企图没有实现,它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结果它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证明:专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三到五层以及第八层楼道口安有小牛奶箱,绿色房子造型,透过自身的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坐卧不安的。"(野夫和熊召政的对比)

……

野夫兄的意义在于他有理有据地审判了次法西斯时代的个人罪恶。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要有人作恶,他就休想置身事外,休想再借口时代、体制、中共、饭碗、家人……来要求宽恕、和解……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正是这些小人,这些渣滓,这些投机者,这些虫子,跟中共官家机器一起,制造了我们这个有史以来最诡异、最黑暗的次法西斯社会。他们休想混过这个时代,休想指望大家忘记,自称信佛的熊召政难道不知道"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的佛法吗?

"我总要上下四方求索,去寻找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来诅咒一切不尊重他人生命的人。诅咒他们速朽灭亡,哪怕我会一同灭亡;诅咒他们下地狱,永不得超脱于痛苦之火的烧烤,哪怕我因这最恶的心,会同下地狱,永不得超脱于灵苦与肉痛中。我也决不反悔。我要先来诅咒一切不尊重他人生命、折辱和损害他人、轻贱和玩弄他人生命的作恶犯罪者。"这是我年轻时的情怀,我今天依然拥抱着这种情怀。今天的中国书写着比我当年空洞的想法儿更真切具体的文本。

这个进行时的中国审判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难以预料。但真的如香港电影所感叹的,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2009512匆于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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嘤其鸣兮——读者来信

【这是一位中学领导的短信,读罢内心恻然。假设这个国家的众多教师皆是这样的勇敢正直,我们的孩子又岂能被教成脑残。因为文字之缘而能结交天下仁人义士,可谓今生福报也】

自余世存文中识阁下宏文绝章,视为同人,尤读《江上的母亲》常常泪流满面,不能自已,仿佛目见先生泣血之喉咙,哀痛之肝肠,我利用担任初级中学校长的便利,在一次全体教师会上朗诵此篇,在我哀情郁结,难以阅读之时,全体教师已啜泣饮声,个别同仁已放声大哭。在这四面高墙、满目疮痍的母土,身为文人的我们仰人鼻息憋屈躬身的太久了,在你的文章之中似乎找到了一个释放之口。几年来,我因为绝不入某党,因为绝不写一字科学发展观的心得体会,因为绝不向上级投一个媚眼,因为绝不向有司送一粒贡祭,因为要求全体教师绝不能歌颂某党,因为眼中存不下一粒沙子,而多方掣肘,而上方不喜,而视为另类,而于去年被降职观察,我自己亦毫不恋栈,却怕我的学生们又变成了无知无识的奴隶。我尚在体制内生活,但对这个腐烂不堪的体制我已全然未正视一眼。

野夫先生,自识你的文章,我似觉一个神交已久的人入吾魂魄,我们并不孤独,用一萤之光幽照近身之地,用微弱之力撬动一块铁板,或许这个会有所变化,亦以此为心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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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之内皆兄弟

野夫与亦忱聊天记录

【按:亦忱是一位处级法官,也是一个在网络上自由写作很有影响的作者。我们从未谋面,却因为文字缘而神交。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对话,他贴在了博客上,我之所以在此转帖,是想要印证我曾经在《故乡》一文中的说法——迷失于这个时代的人,文章成了我们的接头暗号,仿佛前世的密约,注定我们要在今生击掌。他是现法官,我是前警察,在今日之中国,实际上每一个领域,都不缺乏独立的思考者。我们所要否定的是体制,而非体制内的所有个人。】

野夫 08:26:52:兄台早上好。

亦忱 08:27:24:野夫好!

野夫 08:27:42:感谢你的关注和高看,作文之人能有如此读者,幸甚幸甚。

亦忱 08:28:41:清晨上网,见你回信,正在自言自语,不想你也上线。吃过吗?

野夫 08:28:41:我在大理是长租的一个农家院,不嫌弃的话,最多可以住七八个人。我多年不吃早餐的,呵呵。

亦忱 08:30:09:哦,那个地方我一直心往神驰,它日定当前往。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大理吗?我听说你似乎正在四川罗江进行社会实践。

野夫 08:30:26:我一年多数时间还在到处飘,这里随时也可以入住,钥匙放在这里的,余世存在我同一个村子,经常有各路游侠往返,哈哈。

亦忱 08:31:15:我早年在一个地级市体改委工作,后来在政法委混日子,现在法院讨生活。是个在体制内蹉跎了几乎半生的废人一个。

野夫 08:32:28:呵呵,这样的经历很好啊,真正可以从内部窥见这个时代。

亦忱08:32:33是,但我胆小怕死,更怕罹祸坐牢,所以活得非常憋屈和无奈。若不是互联网给提供了消磨时间的去处,可能早已遁入空门了。

野夫08:34:20:这是可以理解的。

亦忱 08:34:38:我初读你的大作,是当年在世纪中国网站读到《地主之殇》,顿时将你惊为天人。

野夫 08:35:01:但是现在还好,就我这样的写作,也基本没有太多麻烦。

亦忱 08:35:49:你说的毁家纪事,同我从父母口中听来的故事几乎是同一个版本。虽然我家据说一直是中农。

野夫 08:36:52:历史都那样的。

亦忱 08:38:28:你有所不知,我是所谓县处级的党员领导干部,上有纪委给管着,再说,我还得靠体制供养,所以,经常欲言又止,语义含混,口中嗫嚅,弄的别人往往不知所云。

野夫 08:40:23:退休了还是可以放言的

亦忱08:40:45:如果能给我一个电话则更好。

野夫 08:41:11:139****1632

亦忱08:41:24:谢谢信任!

野夫 08:41:58:我从来信任人。

亦忱08:42:43:是,从你的文字中能感知你的坦荡与豁达。

野夫08:43:41:呵呵,我相信以心换心。

亦忱08:44:30:我以为,你乃当下中国第一号性情中人。你有事尽管去忙,不必介意我的相扰。

野夫08:46:07:不敢谓第一,但从来性情,呵呵,改日去拜访你。

亦忱08:51:07:不瞒贤弟,我痴活53岁,可说阅人无数,在网上向以目空一切而浪得虚名,曾经也以性情中人自诩。可是与你相比,顿感有着云泥之间的差距。你所拥有的境界,我虽向往而不能至,但赞誉这种境界的资格自认还是具备的。它日你若路过江西,请务必提前告知,我无论身处何处,定当赶回老家以尽地主之谊。

野夫08:52:57:好的,真正感谢,我是个四方云游的人,经常到处访友,肯定有缘一聚的,你如果赋闲了,也随时可以来大理长住,这里真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蓬门永远为君开。

亦忱08:56:07:好,待我安排一个时间,前往大理觐见贤弟。顺带也去拜访世外高人余世存。我在海外的博讯博客中,于"野夫"比邻而居了三年之久了,但感觉这位野夫与你不是同一个人。

野夫 08:56:49:对,不是一人。但后来他们好像为我也弄了一个专集。

亦忱08:59:01:除了我已经加了友情链接的"旁门兵栈"那个博客之外,你是否还有另外流量更大的博客?

野夫08:59:32:那个野夫,我一直不知道是谁,但是他知道我,最初在真名网上他一直用野夫发文,我担心他胡乱批评我的一些朋友,造成人家对我的误会,于是我上去发文,自称土家野夫,并做了解释。于是,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既然真野夫来了,那我就退场了。从此再未出现了。我基本就这一个博客,这是一个很小的网站,但是我在这里受到保护,文章基本能贴上,轻易不删除我的,于是就留下了。大网站欺客,我对流量无所谓,只是希望能尽量发出来

亦忱09:04:13:野夫这个名字虽然意蕴深厚,但往往易被人僭越而难以预防。我当年起了个冷僻的网名亦忱,就是不想被人仿冒。所幸迄今未见山寨版的亦忱冒名生事。那年,我去和讯网站是应其博客主编邀请而去。前些日子,当我的网友数过了500不能再增加之时,他们非常照顾我,给了我VIP博客的待遇,使我可将网友数一直加到2000为止。

野夫 09:06:30:呵呵,是啊,我是80年代初就使用了这个笔名,喜欢那种磨损胸中万古刀的感觉,不愿再改了,那时年轻,还不知道民国有个画家也叫这个名字

亦忱09:09:19:余世存评价你之言,说你是"山中野夫,俨然国士"。我以为,确实没有比这更精准的言辞来评价你了。所以,我才不揣冒昧,想以民间的视角,为你写个书评。

野夫 09:13:25:世存比我小,但是我今日的创作,却是他鼓励而成的。04年我偶然开始断续的写了《别梦依稀咒逝川》,他看见后立即来信鼓励说——兄之文足以改变当代文学史,望继续。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的过奖,我竟然开始滔滔不绝了。呵呵

亦忱09:13:29:余世存的著作我也读过,他极富文采和文才,但写作的路数似乎与你有别,你的文字是来自心灵和血脉。

野夫09:14:08:我们路数不同,但志同道合。

亦忱09:16:36:恕我直言,你最令人称道和过目难忘的文章是《江上的母亲》和《地主之殇》,而最具灵性和情趣的文字,是写那只廖亦武送你的小狗的文字《球球外传》。所以,你获得汉语写作的民间最高褒奖,乃名至实归。章诒和是你的粉丝,我其实早就是你的粉丝。说句大言不惭的实话,我这是第一次以当一位作家的粉丝而感到高兴。

野夫09:19:27:我也认为这几篇不错,至于获奖,确实意外,我也没想到许多我素来景仰的名家,都对我奖掖多多。兄台垂青,已是不易,如此高看,确感不堪。

亦忱 09:20:33:在我看来,为文若不发自胸臆,多写亦是枉然。对一个浸泡在谎言和假话污浊泥潭之中的民族而言,说真话原本就很稀奇,何况你说的都是带血的真话。这就更弥足珍贵了。

野夫09:23:34:是啊,还原真实的历史,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亦忱09:26:20:余世存作为你的第一个知音,你同他有伯牙子期之谊和伯夷叔齐之情自然而然,但我作为一个与你重山远隔的化外山野匹夫,也能从你的话语中感动的难以自已,可见,洋溢着真性情的上好文字是可以做到雅俗同赏的。

野夫09:27:45:呵呵,兄台岂是俗人。我现在开始写一篇新的文章,回头再聊。得与高人神交,确实幸会。

亦忱09:29:22:我混在俗人堆里其实也非常自洽。好的。下次再聊。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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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耻的政治正确

——也谈法兰克福书展风波

 一

年年都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今年因为天朝成为主宾国,而顿显妖媚逼人。

六十年来,以倡导"言论出版自由,任何图书皆可参展"为主旨的伟大书展传统,忽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无礼挑战和非难——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眼前似乎确实不差钱却缺德的主宾国。

现在,书展终于落幕,储君带队的千人豪华代表团业已班师还朝。原本希望藉此宣扬中华文化的高价出猎,最后赢得的却是东道国朝野的一片喧声。我朝再次让全世界领略了天威,领略了久贫乍富的措大嘴脸。这一足令社科院、出版总署乃至作协的爱国者们得意的文化西征梦,却让我辈炎黄子民再次蒙羞。

看看天朝代表团在热身研讨会上的集体退席,你怎能想象这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这些文化外交官员和主流精英作家那一刻义正词严崛起的屁股,丢的却是大中华的脸——因为他们抗议的不是别人,抗议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文人——戴晴和贝岭。

十几年前,我曾经组到过戴晴的一篇文章《我的几位父亲》,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她的生父继父和养父的奇特身世。这个标准的红色贵族之后,从太子党的摇篮——延安保育院出来的孩子,最终却走上了"弑父"般的叛逆之路。也因此在二十年前走向广场,乃至最后为其父辈的宗人府所圈禁。

即便如此,她至少还是党报的退休人员,还是合法活跃在帝京的作家。罗网森严的真理部治下,依旧还未剥夺其写作和出行的权利。这些可笑的官方代表团,在自己的地盘上都没敢抗议她的言论自由,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其脸上刺金刻上"敌对势力"的标签,又何须跑到人家的地面上去装疯迷窍耍横撒野。

再说贝岭,原本北京的文青,在我看来从来都不算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甚至和海外任何持不同政见的组织都没有干系。只是因为酷爱文学以及文学活动,在美国好不容易化缘主编了一个模仿《今天》的纯文学杂志《倾向》。该刊从来都不是一个敌视独裁的政论阵地,顶多有一点自由和右倾风格而已。

九年前,这位爷还是可以自由出入祖国的游子。因为海外印刷价格高昂,突发奇想要把该刊拿到大陆来印制。也因此找我帮他介绍个印厂,幸好我介绍的那个厂没敢接,我得以躲过一劫。另外一家刚刚印出,警方立刻拘捕了他们哥俩。好在他多年交游的几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联名致函江大帅,才把他保释并驱逐出境,且从此不许还乡。就这样,好端端的一个文学青年,被祖国活生生地逼成了一个"异议分子"。而且牵连其弟弟很久不许出京,最后其弟只好对警方说——再不许我出京谋生,我就去广场上焚烧克林顿的画像,以表示我坚决反对美国——这样的表决祖国当然也不愿发生,于是禁令才撤销。

《倾向》因为没钱早已停刊,贝岭自己也流落到台湾寄人篱下,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就在这个世界几乎将要彻底遗忘他的时候,我们天朝代表团再次为他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他的名字终于频频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而乐善好施的德国大学,也终于向他发出了聘书。我们伟光正的党,似乎生怕他放逐的子民难以成名一样,非要将这样一个很文艺的潦倒书生,打造成一个挑战极权的战士。似乎不这样愚蠢,他们每年的国保项目经费,便缺少名义申请似的。

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还不是新闻出版总署和外交官领队的退席反应。因为这些阉竖一般的阁臣,自打天朝知道办外交以来,习惯了要按祖宗成法和老佛爷的脸色办差——凡是西洋民主之邦,皆在内心视为敌国;但凡敌国所喜者,必为祖国所要诛者。也因此但凡临场邂逅不是本朝的拉拉队,则必须避席以抗议。因为天心难测,他们担心还朝后,见责于主子而从此丢了他们的花翎顶戴。

我吃惊的倒是那一队精英学者和作家,也多算是名满天下的人物,他们怎么就能学得那么乖巧懂事,竟然能整体像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一样,看见阿姨起身就尾随——似乎离开了大人就断了奶水一样。虽然公款出国是个便宜事,外事纪律的培训要求大家要见风使舵,该哭该笑都要配合大人的表情。但是作为成年人的基本良知和是非判断,总该稍微显示一点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个性吧。就算对风险后果做一个评估,你没有跟着官爷退席,而是勇敢地面对了那两个同胞,甚至和他们谈笑风生,那又能如何呢?难道害怕领队撕了你的回国机票?顶多不过是下次不带你出来玩儿了,在这个时代,我还深信朝廷不会因此而将之判刑流配。

可悲的是,一国之主流作家御用学者,在全世界面前显摆的却是如此之低眉顺眼,真是妾身堪怜啊。以诸君之才华名望,纵使体制从此不圈养,天地之间难道还放不下一张独立的书桌。老大不小也都算腹笥不空的人,何必这么嗷嗷待哺似的委屈自己的天良。在墙与鸡蛋之间,这些名流再一次卑怯地站在了高墙一边。我不知道夜半扪心之时,他们是否还会略觉汗颜。

书展上还去了一个不属于官方代表团的不速之客——作家徐星。这个早在80年代即以《无主题变奏》成名的文人,原本也可以寄生体制吹拉弹唱。可是他却多年选择了自由生存,并以自主摄制地下纪录片为使命。今年六月那个特殊日子,他独自走上广场静坐默哀,最后被一群穿便衣的群众暴打一顿。当他也出现在法兰克福时,那些曾经的文友竟然不敢和他说话——多么可笑且可悲的世态炎凉啊。

就在我们那些文官们在法兰克福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不存在新闻检查制度,我们创作自由——之时,作家廖亦武却不允许应邀参加这个自由的书展。他的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他本人则只能在大陆写作——即便拿到护照和签证,国门却依旧紧锁。

同样的作家,不同的际遇,深谙政治正确那些文人,分享着天朝的最后福禄。一个民族的精华文人都退化矮化如此之时,这个世界又怎能尊重这个民族的所谓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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